图为国新办新闻局副局长胡凯红（左）、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出席我国新型城镇化相关情况说明会。

　　央广网北京11月6日消息（记者宁静）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介绍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有关问题。徐林表示，自今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以来，国家发改委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城镇化进程，各项工作均在稳步推进中。

　　推进城镇化意义：打破制度障碍 促进自然发展

　　徐林表示，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阻碍城镇化自然发展的制度障碍，最核心的就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如果这种制度不打破，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享受社会福利就无法实现。

　　15部门联手  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 

　　徐林表示，城镇化是个复杂的、系统性的规划，需要国家各部门的高度配合协调。今年7月7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15个部门参加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并于10月召开了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

　　在推进城镇化的配套政策方面，多部门均出台相关政策。国务院多个部门初步确定了江苏和安徽以及62个城市、镇作为试点地区，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综合试点的总体实施方案；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共同研究提出了推进“三个1亿人”的城镇化实施方案，这两个方案正在征求国务院意见，争取在年底前实施。

　　各地也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推进工作，全国有20多个地方出台了本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和指导意见，还有很多地方正在积极研究相关政策。

　　城镇化重点难点：农民工市民化

　　徐林表示，新型城镇化要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让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镇化的重点，同样这也是城镇化的难点。

　　我国现在有2.69亿的农民工在外工作、居住、生活，很多都在城镇中有稳定的工作，但并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社会福利，导致出现“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这样的结构不利于城市的稳定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的稳定发展。

　　调整城市规模划定标准：更符合调控要求

　　根据新型城镇化的相关规划，我国将严控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按照1989年的《城市规划法》，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就是特大城市，50万以上即为大城市。按照此种标准，中国特大城市有140个城市，占比21%，小城市有119个，占比18%，中等城市有261个，占比40%。研究表明，从效率的角度来说，20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最符合规模经济。之前的标准如不进行调整，无法适应现阶段城市规模的调控和引导要求。

　　按照新的城市规模标准，现在特大城市有16个，占比2%，其中有6个超大城市。大城市数量124个，占比19%，中等城市138个，占比21%，小城市380个，占比58%。这种城市规模的分布相对更合理，与联合国划分的结构标准更加吻合。

　　城镇化须服从规律 人口疏散不可强制

　　徐林表示，在城镇化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服从经济、自然和社会规律。特别是合理调控不同城市的人口规模时，一定要服从规律。如果政府进行人为干预，不仅不会成功，还会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为例，城市规模越大，规模经济越好，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就业机会就越多，所以大量的人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如果试图违抗这种规律，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引导人口的流动是有很大难度的。要解决这一难题，就需要进一步优化公共资源配置、进一步缩小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使得规模小的城市也更有吸引力，从而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城镇化资金来源：建立成本分担机制

　　一个农民工要完全市民化到底要花多少钱？这需要根据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来计算，徐林表示，大致估算下来，每个人少则8万，多的则13-14万。这些钱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县政府、包括企业、个人共同承担，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更有利于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地方政府融资难：建立多元投融资基础体制

　　融资难一直是困扰政府的一个难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带有公益性，规模大，现金回报非常低。徐林表示，要想解决投融资可持续问题，必须建立多元、可持续的城市投融资基础体制，通过不同的融资渠道来融资。

　　对于收益较好、较稳定的项目，可以通过PPP融资模式来引进社会资本。但对于收益很低或者完全没有短期经济收益的项目，还是得通过政府融资来实现。   

　　地方债问题：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

　　徐林表示，与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不同，中国政府的举债并不是用来解决生计或者福利问题，二是主要进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这些项目在短期内经济收益并不好，但社会效益高，有利于改善地方政府未来的经济发展条件。

　　目前有些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偏大，毫无疑问需要控制总量，对于存量债务，可以采取多种措施让债务风险回到安全水平内，如果控制得当，中国不会发生系统性的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