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6月5日消息（记者 高艺宁） 2017年6月5日，杭州二中高三学生傅浩东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准考证。今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作为第一批参加 “新高考”的考生，傅浩东打高二起便提前进入了“高考状态”。对于高考，这个90后的看法是：“考什么大学没有关系，但人生要变得出色。”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年来，高校考试招生从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次数、考试方式、计分方式、命题方式、志愿填报方式、录取体制、高考时间、收费制度等涉及的所有环节都有过改革，几乎没有一个方面没试过、没有一个环节没动过。”在接受央广网记者专访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说。
恢复重建期（1977—1984）：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正式恢复。12月11日，全国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27万人有幸成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高考1979:“468万人过独木桥 录取率仅有6%”
1979级考生虞立红（左二）与同学在大学校园合影
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时，现年55岁的北师大招生办主任虞立红刚刚升入高一，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她“欢欣鼓舞”。与现在相比，当时高考竞争是惨烈的。1977年，570万考生，录取率为5%；1978年610万考生，录取率为7%，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这意味着，当年18-22年龄段人口进入大学的比例，不到2015年（40%）的1/25。
“高一的时候人来得还算齐，但到后来，陆陆续续就有人不再去了。我也不太清楚为啥学着学着，人就越来越少了。”虞立红现在回想，当时的人对于考大学大多没有过分的执念。没有家教、没有复习班，只有自己规划、自我管理。在教育资源稀缺的年代，从老师那里借本“趁手”的参考书回来看，就让虞立红觉得如获至宝。
虞立红接受央广记者专访 央广网记者 梁爽摄
1979年7月7日，虞立红走入了考场，成为当年468万高考考生的一员。当时全国一张卷，就当年学生的平均水平而言，考试题目很难，“很多题目我甚至都没接触过，看都看不懂。” 虞立红说，那年的本科录取线只有200多分。
1979年秋，虞立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系地理学专业。那一年，虞立红所在的高中，仅有两个人过了重点线，而当年的全国大学录取率也仅为6%。
多元化期（1985—1998）：高校招生“并轨” 毕业不包分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决定》提出，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办法。
在瞿振元看来，《决定》是冲破传统计划体制樊篱所作出的决策，具有分水岭般意义。由此，高校招生就业制度改革成为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并引发了高等教育体制的整体变革。
据中国教科院副研究员万作芳介绍，1984年后，随着招生多元化、保送生制度、高中会考制度、 “3+2”方案和推进标准化考试等一系列高考政策出台，高考改革走向多元。
1996年，国家逐渐开始实施取消大学毕业生包分配制度。同年，高校试行招生“并轨”，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师范类院校和专业也开始收费，标志着招生并轨改革彻底完成。
高考1994: “桥就那么窄，容不下那么多人都挤上去。”
1994级考生万作芳的大学毕业证书
在1994年参加高考的251万考生中，万作芳算是最最普通的一员：处于高考政策变革较大的90年代，没有因为会考成绩出色，获得保送高校的名额；更没有因为成绩太差，提前“出局”。
那个年代，高考已经成为高中学生的普遍选择，而高校还没有开始“大规模扩招”。在万作芳的记忆里，那时的高考竞争相当激烈，“桥就那么窄，容不下那么多人都挤上去。那会儿大学录取率很低，我们班60多个同学，考上本科的只有7、8个，进重点大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凭着心无旁骛的努力，万作芳顺利考上了大学。“姐姐得到消息回来报喜，当时妈妈正在切土豆，听说我考上了本科，手一抖，菜刀就切到手指出了血。妈妈一边吮着指尖的血，一边说，‘我家又出了一个大学生！’”
改革探索期（1999—2013）：高校扩招 全面网上录取
录取方式改革：网上录取扼制高考不正之风
1996年，广西、天津开始“网上录取”试验。2002年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85%，高校招生第一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
“网上录取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招生领域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可以看作高考领域第一次互联网+改革，用信息技术手段推动和保障高考向公开公正公平迈进。”
曾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司长的瞿振元亲自主持了高校网上录取等多项改革，他告诉记者，过去的招生方式是高校派工作组到各个省市招生，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而网络录取改革被称为“无争议”改革，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那个年代处于人情社会，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考取好大学、好专业，通过各种手段向招生人员递‘条子’，以致腐败之风盛行。”瞿振元说，网上录取工作展开后，“条子”就不起作用了。
“‘条子’不管用了，如何看待‘人情’？”有人问瞿振元。
他反问道：“何谓‘人情’？是权钱交易的所谓“人情”，还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在瞿振元看来，网上录取不仅使录取过程更加便于监督、监控，同时也有利于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招生录取体制，为理顺教育体制，进一步深化高考其他方面的改革创造条件。
内容改革：“3+X”科目设置改革方案逐步形成
2001年，高考“3+X”，以历史、政治、地理为文综，物理、化学、生物为理综的考试内容正式确立。
关于考试内容的改革，瞿振元将其概括为三句话：更加注重能力和素质的考查；命题范围遵循教学大纲但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试题设计增加应用型和能力型题目。
高校扩招：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
2012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稳定。至此，持续13年的高校扩招改革走向终点。
万作芳向记者表示，高校扩招解决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偏小，教育发展程度不够的问题，使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高考2002:“考大学让我有机会看看家乡外面的世界”
2002级考生刘日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能够考上大学，刘日升很幸运。
生长在吉林省榆树市保寿乡牛家村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的刘日升，对于报考大学，目的很朴素：为了改善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
2002年的农村，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已不是“非主流”，逐渐成为除在家务农，做小买卖，或者外出打工之外的另一条人生路径。刘日升选择高考，是因为这条路让他有机会走出去，看看家乡外面的世界。
“当时的高考环境已有很大改善，正处在高校扩招以及考试科目改革的阶段。”数据显示，2002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约为510万左右，录取人数达300多万，也是1977年高考恢复以来的第一次录取率达到60%以上。
“你要自己创造自己。”父亲告诉刘日升，家里的条件对你的支持很有限，但是咱们不能放弃!简简单单的一席话给了刘日升莫大鼓励，也帮助他跃出了“农门”。2002年秋，刘日升幸运地以高于学校录取线1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并继续在此学习、工作至今。
综合改革期（2014年至今）：“一考定终身”不复存在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公开发布，提出实行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确定上海市、浙江省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
2015年发布的《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提出，从2017年起，全国开始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语数外统考，其他6科任选3科。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院长孙恒是新一轮高考改革的实践者，他告诉央广网记者，多样化的高招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升学发展选择通道。大部分科目有2次考试机会，弱化了“一考定终身”现象。
“学生是新高考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孙恒介绍，新一轮考试还扩大了学生高校双向选择权。把更多选择权交给学生，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挖掘学生学习潜能；有助于学生发现专业性向，合理规划学习及发展方向；同时，也有助于减轻学生学习心理负担，引导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2017年的浙江考生中，3/4的考生跨出了普通文理考科的界限，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参加高考。”
孙恒表示，“新高考”还有助于高校选拔适合自身培养要求的学生，有助于高校及学科专业办出特色，实现多样化发展。
高考2017:“高考教会我从容与淡定”
2017级考生傅浩东的准考证
2017年6月5日，浙江省杭州二中高三学生傅浩东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准考证。
今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 傅浩东是第一批参加 “新高考”的考生。经过数轮学考、模考，傅浩东自高二起便提前进入了“高考状态”。谈及“新高考”的好处，傅浩东说，“七选三”的35种组合，让学生有了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同时，新高考创新地把技术纳为选课，体现了浙江省对技术人才培养的重视，也顺应了学生对这门学科的热爱。
“很多科目考两次，为同学们带来更大进步空间，也给了发挥失误的同学第二次机会。”傅浩东告诉记者，很多同学第二次的成绩都有明显进步，有的甚至提了十几分。
随着升入大学的途径增多，在傅浩东眼中，高考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度量衡”。“高考让我学会从容，学会淡定，学会自主安排，学会独立，它教会我遇到人生挑战时，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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