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战略。这四个“全面”，体现出一个宗旨：国家的结构转型、中国的全面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展示了四个指向：作为现代中国的物质基础、国家的发展态势、国家的运作机制、国家稳定的政治保障。一个宗旨，是为四个战略布局标定的共同核心；四个指向，凸显一个宗旨蕴含的丰富内涵。

　　习总书记对四个全面的阐释，正当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刻，正切合国家发展的宏大理论需要。其适时地提出与有效地推进，关乎中国是否能够挺进深水区改革，掌握国家发展良机，推进国家持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毋庸讳言，中国的改革在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之时，如何突破改革的瓶颈、渡过改革的困难期、超越既定改革模式、升华改革境界，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和举世关注的大问题。

　　中国的改革，长期处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摸索状态。在这样的摸索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呼应上对现代社会主义实践做出的巨大贡献。它充分证明了，只要实践需要理论，理论就会适时浮现。而今，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仍然需要实践摸索的巨大勇气，也需要理论上的进一步突破。这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结构上，无论在问题浮现上、还是在改革难度上，无论在实践推进上、还是在理论筹谋上，在世界现代化史上都是空前的。因此，如何在摸索性改革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惊人成就之后，为中国成为全局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而谋划，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在实践和理论上顽强探索、努力求进的头等大事。

　　伟大的实践催生宏大的理论，理论的自觉引导伟大的实践。既然中国的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21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隐然浮现之际，焉能不以宏大的理论建构来深沉回应这一世界历史的深刻变迁，焉能不以理论的自觉来引导这一宏伟的历史实践，焉能不以全面的理论筹谋来创造性引导国家的发展？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正是对中国现代化未来发展所需要的理论指引做出的及时反应，正是对摸索性改革升华为自觉性建构的结构转变做出的准确把脉，正是对中国从经济领先、诸领域跟进型改革的发展道路的超越。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深刻自觉，是首次全面筹划中国现代转变的理论尝试。

　　中国的发展，已经处在一个从功能性改革到结构性转变的关口，处在从经济领域的现代化突进到总体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处在从富强走向文明并有贡献于现代人类社会的转捩点上，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夯实共富中国的物质基础，成为中国谋划持续发展大业的理论出发点。民富国强，正是小康社会之于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的鲜明体现。以全面深化改革，夯实制度中国的体制基础，成为中国走出一条统合改革举措，创新体制绩效道路的理论支撑点。全面深化改革足以弥合国家诸体制之间的缝隙，促成长期有效的国家发展机制。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夯实国家治理中的法律权威，凸显整个国家克己自守、奉公守法的局面，这是中国实现制度化稳健发展的理论突破点。以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中国持续发展的政治根基，成为中国突破既定国家结构的理论创新点。从严治党，不是一时一地、一事一议的事情，而是既关系到政党命运、也关系到国家未来的重大事务。

　　四个全面战略的提出，有一个从分散触及到完整表述的发展过程。分散的触及，源自改革实践的零星需求；完整的表述，出自改革顶层设计的理论自觉。正是这样的理论自觉，必将有效引导中国发展、人类进步的伟大实践。(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