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APP梨视频发布视频，反映常熟服装城附近小作坊存在雇佣童工现象，视频发布后迅速引起网民关注。常熟市委市政府也第一时间做出回应称，视频上线以后，已将工头依法控制，并展开调查取证，截至23日下午，经过连夜调查，当地共排查出10名童工，数名嫌疑人已被刑拘或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

　　据悉，下一步常熟市将按照市政府的统一行动，开展为期15天的非法用工摸排，发现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的，由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以5000元的标准罚款，如果用人单位没有营业执照的，将加一倍的罚款进行处罚。

　　每人每月5000元的罚款不可谓不高。然而有关报道也指出，类似视频中的无证小作坊在常熟数量庞大，“一些老板的做法比较隐蔽，因为没有用工花名册，一旦藏匿童工则给执法带来不少困难。”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新闻报道中，受访者估计一家工厂20个左右的工人中，能有五六个是童工，但是政府通过两天的连夜排查，常熟几十万服装从业人员，数千家企业，却总共只“排查出10名童工”。

　　照此排查速度，大约也可以想见，只要外貌体型已和成年人相似的童工自己不提出抗议，这些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很难被“解救”出来。继而也可以判定，常熟乃至全国更多地区使用童工的情况，也很难因此得到彻底转变。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视频爆出之后，部分观点认为这些童工是被表达的群体。“被表达”一语虽然对新闻曝光的权利和功能判断有失公允，但排查出来后遣返老家，也只能贫困地在地里刨食的质问，依然不得不让人警醒和思考。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数年前四川凉山童工以“当童工有肉吃”为由集体抗拒从深圳遣返的辛酸故事，将会继续上演。因为无论多么正确的遣返，终究难以抵挡他们再次奔向有工资有肉吃的地方的本能。能吃上肉，是身体本能的需求；而靠自己的手挣钱，则更关乎尊严。

　　但无论有什么理由，十四五岁的孩子，应该而且也只能在受教育和学习中度过。人类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较之其他生物在成年之前有一个漫长而系统的学习过程。而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之一，就是普及教育，从普及四年初小，到九年义务教育，再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乃至大学教育。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所遵循的也正是这个方向和逻辑。

　　然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据《光明日报》去年刊登的一组数据显示，2013 年我国高中阶段的普及程度已经达到86%，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基本普及，但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普及率最高的北京已接近100%，而最低的贵州还不到70%。姑且以贵州省为例，根据贵州省2013年统计年鉴，贵州省2012年的初中毕业生大约是66万，不到70%的高中阶段普及程度，那就意味着有二十多万初中毕业生没有经历任何阶段高中阶段的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如果他们都是通常的6岁上学，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也就只有十五岁，这二十几万十五岁的未成年人，既无学可上，大部分就只有在各种劳动中度过，童工的市场就此产生。

　　这还不包括没有毕业的辍学者。同样据2013年贵州省统计年鉴，2009年初中入学人数是76万，到2012年毕业人数只剩66万。这意味着有十万学生甚至连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流失了，这些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无论是在家劳作还是在工厂劳作，事实上大部分也都进入了童工的市场。

　　而贵州，还只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缩影。

　　有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却因辍学人数过多造成执行不力，这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再去工作，却仍然要陷入被视为童工的困境，这就是制度的问题，需要从全国教育体制上通盘考虑。如果不能取法乎上，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直接升格为实施高中阶段义务教育，那么如何补上这个制度漏洞，抓好源头治理，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劳动政策制定者亟需坐下来细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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