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的就是法律的擦边球”
事实上，赵知明的“扣”人在聊城并不鲜见，一些还被法院以非法拘禁罪判刑。这并非聊城独有， 2006年，四川都江堰市法院公布一组数字，称该院近两年审理的31起非法拘禁案，20起与讨债直接相关，11起也与债务纠纷有关联。
寻衅滋事罪也易是讨债者的罪名：一名王姓男子曾为讨债准备钢管，事先打听了欠债者工作地址，便电话骗其取快递，之后打伤了他并砸了车。加之王某的其他行为，2015年，聊城中院判决其罪名成立、获刑两年。在多名讨债团队的描述里，讨到钱之后的情形，更像“三军会盟”——团队让欠钱者准备好钱之后，通知“客户”当面找对方拿钱或者现场转账，“我们的人也在场，你确认收到了，咱们才撤退。”
一名讨债团队成员的解释看似“有理有据”：这个钱，公司不能直接到欠钱者手上拿钱，否则这触犯法律，并且，欠钱者不欠团队的钱，更不可能给团队。
“借条你一定要拿着。”该成员强调。所有讨债团队都声称“客户”必须持有“欠条”，并把它称为“手续”，有了手续，讨债才能开始。甚至，有的团队还会与“客户”签订讨债协议。
多数团队都明白这行业是一个灰色的存在。当听说要成立“讨债公司”，赵知明直言不可能，“能成立公司吗你说，这不是成了黑社会了”；邹海峰称，聊城这类团队如有公司，多是在境外注册的。一些业内人士则直言所谓讨债协议签了没用，因为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
“我们打的就是法律的擦边球，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一名成员承认，这样讨个人债务，国家是不允许的。
讨债团队的“角色”其实比“擦边球”更尴尬。1993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已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停止为公、检、法、司机关申办的“讨债公司”及类似企业登记注册。七年之后，该局再次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发文，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从事讨债业务。
此间，讨债公司有时还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查处。如今，聊城大多讨债团队并无注册的工商字号，有的在签约、缴费之前，连公司地址都不肯轻易告诉。
治理力度亟待加强
“催收要是用劝说的形式那也行，关键实际不是这样的。你来我家，我可以给你倒杯水接待你，但你不能把我家门给堵上。”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高祥说，目前，我国讨债方面的公力救济不够便利，国家对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亦是不够。
有民商法学者表示，1977年，美国曾制定《公平债务催收作业法》，其中明确了债务催收保证金、从业资质等问题，受访学者称，若把民间讨债机构纳入法治轨道，资质认定十分重要，“可以借鉴”。
“但像国外这样做是非常难的。”受访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最难的是将“高利贷”纳入正常监管范围，争取在20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将其对社会的危害性降低到最小，“很难一下杜绝”。
这对行政打击带来挑战。冠县工业园一名企业员工说，他们所在的企业曾遭遇讨债，一些人开了三辆车把大门堵了，工人无法下班。报警后，先后到了10来个警察，车才撤走。
多名讨债团队成员均表示，有时候，报警并不能完全解决双方问题，对讨债人来说，更“出不了事儿”，“因为他欠我们钱”。
《人民网》2016年8月一篇报道佐证了这一点。彼时，讨债公司一伙人在河南居民李志国住了7天，反复辱骂，不让睡觉，逼其还钱。李志国多次报警，而警察称“这是民事经济纠纷，并没有对人身构成威胁”，仅只是收缴了“讨债者”的木棍。李志国最终在自家顶楼跳楼身亡。
在聊城律师刘正义看来，警察消极应对的类似情况会越来越少。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聊城有关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各级公安都开会了”，如果出现限制人身自由等类似情况，必须及时处理，“现在不敢不管”。
另一些聊城律师，也坚持不要找那些亦正亦邪的讨债人：“你找他们，有可能要回来钱，也有可能出事儿——要不回来钱，你人还得进去。”
(文中赵知明、邹海峰、刘正义为化名)
两会民声：房价物价，你慢点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