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邓小平是很多传记著作的人物之一，但这些著作很少涉及邓小平留法时期的内容。事实上，他在法国度过的五年时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就是在那里，他第一次变得政治上活跃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一时期，这些著作只是作了简短的描述。

　　比如，鲍曼认为:“邓在成都上了预备学校的课程……之后去了上海，然后又于1920年初去了欧洲……没有任何关于邓在法国上学的记述，也没有说明他在那里干什么工作。”鲍曼唯一提到的是，邓在法国呆过的标志仅是他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他作为《赤光》杂志的油印员所从事的一些活动。

　　根据一些苏联档案以及邓小平自己向埃德加?斯诺所作的介绍，D.W.克莱因和A.B.克拉克在他们的著作中作了更进一步的描述。他们说，邓小平1921年在里昂参加了中国工人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克莱因和克拉克的说法，之后，1926年邓离开法国去了莫斯科。但鲍曼认为邓是前一年也就是1925年离开法国的。

　　现有的中文文献也几乎没有更多这方面的记载。《红卫兵》登载的一篇很著名的传记笔记告诉我们，邓小平是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份材料说，邓是在法国巴黎南部60英里的一个叫蒙塔尔基的地方居住和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橡胶鞋的同时，他“还帮忙给同事做饭”。

　　一些法国档案使得我们可以探讨这些问题，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即使它们也并不能使我们重新断定1920年至1926年间邓小平的职业，尤其是这段时间仍然是邓早期模糊不定的一段时期。

　　二

　　前往法国的时候邓小平用了“邓希贤”这个名字，在法文文献中拼做“Teng Hi Hien”或“Terlg Si Sien”，当地的一些机构和警察只知道他这个名字。邓于1920年12月到达马赛，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同参加勤工俭学运动的一群来自中国四川的青年。在这群人中，邓是年龄最小的，仅有16岁。12月18日，邓来到华侨登记处(可能在马赛)，登记他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中国四川，父亲名叫“邓文明”。

　　接下来的三年，邓小平徘徊在法国街头。我们可以据此大致追溯一下他在法国的活动。下面是一份有关他的年表，但尚有许多空白。

　　1920年12月13日，“Porthos”号到达法国马赛;

　　1920年12月18日，到侨民登记处;

　　1921年1月至3月，在巴耶中学学习;

　　1921年4月至1922年2月，在巴黎一家工厂工作，住在巴黎西南郊区的哥伦比村;

　　1921年9月，参加里昂运动;

　　1922年2日13日，到达蒙塔尔基，在侨民登记处登记为“体力劳动者”;

　　1922年8月3日，离开蒙塔尔基来到塞纳河上游小镇夏蒂荣，入夏蒂荣中学学习;

　　1923年2月2日，回到蒙塔尔基，开始在哈金森橡胶厂做工;

　　1923年3月7日，离开哈金森工厂，但仍留在蒙塔尔基;

　　1923年6月11日，离开蒙塔尔基，声称要回到巴黎西南郊区的哥伦比村;

　　直到1926年1月，在巴黎做工，特别是在比扬古的雷诺工厂做工;

　　1926年1月7日，离开比扬古(从1925年8月20日开始居住在这里的卡斯泰耶大街3号)，经由德国前往苏联。

　　可以看到，许多地方都是不确定的。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因为几乎所有的法文材料都是由警局记录组成的。邓小平显然是从1925年夏开始往前倒退式地描述这些的，因为在此之前邓的政治活动无疑是相对谨慎的。

　　一些中文材料表明早在1922年邓就明确赞成共产主义运动，他甚至在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在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夏成立的中共旅欧支部)。但是最初他并没有在这两个组织中担任任何领导职务，除了一些技术上的活儿。

　　一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就开始从事出版工作，负责复印《共产党宣言》和参与编辑《赤光》杂志，这也使得同事们都戏称他为“油印博士”。在离开法国之前，他一直参与这项工作。证据是一份有关他在巴黎地区最后的住所的研究报告:1926年1月8日，警察搜查他的房间，发现了“油墨?油印工具以及一些用于油印的纸”。

　　但是，从1925年夏天，邓小平就开始成为在法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

　　这个领导地位的变化在许多公开言论中都曾提到过。考虑到中国侨民支持者数量有限，1925年8月邓小平被选为在法国民党总务委员会“巡视员代表”，选举结果于1926年1月生效。同时，从1925年8月起，邓开始居住在位于巴黎西南郊区的比扬古地区卡斯泰耶大街3号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个小旅馆是专门供中国人居住的，在雷诺工厂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小旅馆。

　　邓和两名中国同胞住在5号房间。两位中国同胞一位叫杨品荪，是来自上海的一名共产党员，另外一位叫傅钟。傅钟也来自四川，他很赏识邓，当时傅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书记，是1924年夏周恩来离开法国后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

　　他们三人都投身于同一种活动，一份警局报告称:“有两名中国同胞与邓希贤住在一起并与他有共同的政治观点，他们总和他一起外出。”明显年轻的邓小平总带着傅钟外出，这不由得让人对邓和傅二人各自的重要性产生疑问，尤其是在那种激进的氛围下。确实，我们可能会直接问到一个问题，他们俩到底谁对谁起保护作用?是邓被推向前方去保护书记，或者是傅在1925年时担当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