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小平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和组织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了党内“左”倾思想的干扰，坚持独立自主，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时期，他以亲身经历进行了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完整而生动的实践。

　　[关键词]邓小平；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土地革命；实事求是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的两次影响较大的武装起义。邓小平是这两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两次起义的成功举行，是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生动实践。

　　一、抵制来自党内的“左”的思想倾向的干扰，卓有成效地进行国民党广西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和国民党旧军队的改造工作

　　1929年春，以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主政广西。为了伺机反蒋，俞、李希望中共方面给予支持，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认为，这正是利用蒋介石和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开展工农武装暴动的出发点和切入点，决定派出一批干部去广西，在俞作柏、李明瑞的政府和部队中工作，为建立、发展广西的党组织和掌握武装力量做准备。

　　邓小平192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在国民军联军冯玉祥部工作过，积累了统战工作和武装工作的经验。由于广西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1929年8月底，中共中央决定选派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全面领导广西党组织的工作。

　　在前往广西途中，邓小平在香港听取了中共广东省军委书记聂荣臻关于广西情况的介绍，对广西地区党组织的情况和广西的政治局势有了初步了解。到达广西后，他分析了俞作柏、李明瑞主桂前后的政治态度和广西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变化情况，确定对俞作柏、李明瑞采取团结、教育、争取的方针，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新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坚持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趁机开展兵运工作和发展革命力量。

　　1929年9月10日至14日，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共广西特委在南宁市郊津头村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广西党组织今后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总路线，即：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起来；加紧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以南宁、梧州、柳州三大主要商业区城市和政治中心城市为最重要的工作中心区域；成立赤色工会组织，扩大赤色农会组织，加强农村中无产阶级领导的作用；建立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宣传鼓动与训练工作；建立职工运动；领导农民开展日常的斗争，并从斗争中转变到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扩大农民的武装组织，推进游击战争；加紧士兵运动，等等。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干部来到广西后，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在大革命失败两年多后，广西出现了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密切合作的局面。首先，俞作柏同意解散广西国民党原各级党部，并逮捕了一批国民党的“清党委员”，使蒋介石和新桂系在广西的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其次，通过俞作豫的关系，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派来广西工作的干部被安排到俞作柏、李明瑞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第三，促成俞作柏、李明瑞创办国共合作的广西教导总队，共产党员徐开先、张云逸分别担任正、副总队长。第四，中共帮助李明瑞改造了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推动下，俞作柏、李明瑞在广西支持恢复工会、成立农会，武装左右江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并对一些地方政权进行了改造。他们授予共产党员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革命武装军“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还拨发三百多支枪以示支持。中共组织在广西可以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活动。俞作柏还任命一批农民运动领袖担任右江地区一些县的县长，使中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大大加强，促进了整个右江地区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后来邓小平回忆说：“我们到南宁后，我同俞作柏见过几次面，根据中央指示的方针进行统战工作，同时注意把中央派到俞处的干部分配到合适的地方。”“党派的干部，主要使用在俞建立的新部队中（老部队不易进去），即使用在保安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相当于团）和教导团等三个单位中。”邓小平1968年6月撰写的《我的自述》。

　　经过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中共广西党组织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0月，广西全省已健全的县委和特别支部有9个，正在恢复和健全的县委有5个。全省已有共产党员420人，团员130人。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和凤山县农民自卫军已发展到2000多人。向都县成立了农军总指挥部，有1000多人、枪。那马、龙茗、思林等县农军先后举行了起义。广西局势的迅速变化，引起了反革命势力的恐慌。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说，俞作柏、李明瑞“南归后，为虎附翼，共祸始炽，桂省几成为共产党之西南根据地”《李总司令最近演讲集》，1936年3月。

　　然而，此时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由于对广西的情况缺乏实际了解和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广西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对俞作柏、李明瑞的进步倾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的工作提出了批评。10月8日，中共中央在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指示信中说：“目前两广尤其在广西的工作形势中，一方党的群众基础还不宽广，另一方广西党部却多多少少对于广西军阀政府的设施已存有幻想。”“不管现时广西军阀口头说得如何漂亮，对群众表示得如何好，只要群众的革命斗争一起，反军阀战争的斗争一起，凶恶的军阀原形将必要暴露。”信中还提出，“党的指导机关中已伏下机会主义的危险根苗”，极值得予以“最严重之注意”。《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并转广西特委的信》，1929年10月8日。强调反改良主义的斗争是目前两广局势中最迫切的任务之一，要严防党内右倾的发展与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的发生。

　　面对党中央的批评，邓小平等坚持从广西的实际情况出发考虑问题，始终认为俞作柏、李明瑞虽是国民党军人，但可以利用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对他们一切进步的行动应该给予支持；党与他们之间对革命有利的关系应当坚持和发展。正因为邓小平等没有盲从当时党中央的错误判断和批评，广西的工作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继续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坚持把南宁兵变部队拉到左右江，建立农村根据地

　　1929年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错误地估计形势，决定与国民党军阀张发奎联合出兵广东，公开反蒋。对俞、李这一举动，邓小平认为：俞作柏、李明瑞主桂不久，立足未稳，其军队多为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的旧部，成份复杂，仓促反蒋，必将失败。目前一方面应当向俞作柏、李明瑞陈述利害，劝说他们不要轻率出兵，以免上国民党改组派的当。另一方面，要作出应变决策。如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应当把部队拉出去，但不能到敌人驻有重兵的梧州、桂平一带，而是到群众基础较好而蒋、桂力量难以控制的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做好暴动的准备，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广西特委召开专门会议，部署左右江地区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左右江地区农民运动的领导，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通电反蒋，命所部进攻广东的陈济棠部队。这时，邓小平迅即作出部署，在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失败后，即刻举行兵变，把所控制的部队拉出南宁。10月13日夜，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和教导总队在南宁举行兵变。

　　邓小平决定在南宁起事，然后把部队拉到左右江地区，同农军结合起来，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党的兵运工作策略在广西的一次成功实践。

　　早在1928年5月，邓小平在参加留守中央工作时，中共中央就曾发出一系列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中指出，在士兵运动过程中，一定要使士兵斗争“有意识的走到与工农会合的总暴动路上”，尤其是有夺取政权意义的兵士暴动，“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229页。7月10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五十八号——兵运策略》中也强调了兵运工作的重要性：“目前革命斗争的发展，不仅须注意城市工作与乡村斗争的配合适应，同时须注意士兵运动与工农斗争配合适应的发展，仅在工农兵的争斗联系起来才能推动革命运动更迅速的向前发展与扩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95页。

　　邓小平是熟悉党的兵运策略的。他到广西后，在积极开展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国民党左派的统战工作的同时，也从实际出发，制定了正确的兵运工作的策略。当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告反蒋失败后，他又吸取过去党领导的一些起义没有把兵变斗争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而导致失败的教训，作出兵变后部队开往农村，同农民革命运动相结合，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决策。邓小平说：“到南宁以后，我们就决定在短期间要将我们已有工作的部队发动游击战争。到百色后，我们即公开坚决反对国民党，号召工农兵组织政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南宁动，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未准备好，且群众也没有起来。”《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1930年1月），《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180页。“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凤山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邓小平1968年6月撰写的《我的自述》。这与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是相通的。

　　三、决定推迟百色起义的时间，确保起义的成功举行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的指挥，前委直属于省委指挥。特委应与前委建立经常的交通关系，供给他们以广西政治军事及群众斗争的材料。由邓小平担任前委书记。

　　11月5日，被邓小平派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传达了中央同意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指示。中央同意成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统一党和军队的指挥，由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央还颁发了红七军的番号，并要求在龚饮冰回到广西后的10天之内举行武装起义。

　　邓小平立即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部署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提出：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中央要求在10天内起义，比较仓促。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鉴于准备工作尚不充分，邓小平和前委研究决定推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

　　起义日期确定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起义准备工作：

　　一是广泛开展起义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特别是对部队进行起义的教育。在报纸上公开提出“拥护苏联”、“反对军阀混战”、“拥护红军”、“反对国民党”等口号，并印发了《目前政治形势与共产党的任务》、《苏联》、《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打红军》、《红军》等小册子。同时，在党内开办训练部，统一党员的思想，坚定起义的决心。为了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还宣布取消二三十种捐税。

　　二是加紧起义的军事准备工作。为了保证起义后部队的干部补充，招募一大批革命青年成立新教导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方面，主要是由军事教官讲授战略战术、游击战，讲授朱毛红军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等等军事基础知识，讲授射击要领并进行实弹射击。为了防止分散而发生变故，将部队主要集中于百色、平马一带。

　　百色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同时，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也在积极谋划之中。这时，中共中央来电命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邓小平在百色布置工作后，带领佘惠、袁任远等一批党员干部前往龙州，部署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打算随后由龙州绕道越南、香港去上海。

　　12月11日，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等3000多人，从四面八方赶到百色镇东门广场，参加中共广西前委在这里召开的群众大会。千余名官兵在红七军的军旗下面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中国红军第七军宣告成立。同日，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举行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有百色、恩阳、奉议、思林、果德、那马、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和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五个镇的农会代表、工会代表和红七军士兵代表共80多人参加，会上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

　　四、积极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坚决主张吸收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邓小平来到广西后，通过开展对李明瑞的统战工作，认为可以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1929年11月下旬，邓小平在去龙州的路上与李明瑞相遇。为了进一步团结、争取李明瑞参加革命，邓小平和他彻夜长谈，向他宣传革命思想，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邓小平还介绍李明瑞阅读《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在邓小平的影响下，李明瑞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并立即返回龙州布置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龙州，邓小平又向李明瑞介绍全国的革命形势，介绍发动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全盘计划，并请李明瑞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更加坚定了李明瑞参加革命的决心。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在起义前抓紧进行改造旧部队和筹建地方政权的工作。李明瑞表现得十分积极。他头戴瓜皮红顶帽，身穿粗布便衣，亲自给官兵讲课，做起义的思想发动工作。他说：革命，这是我唯一能走的路，我们要准备起义，跟共产党走。

　　1930年1月，邓小平在回上海的途中到达香港。在那里，他参加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召开的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讨论中，有几个人对广西发动群众工作、士兵工作、地方党组织工作和对李明瑞的态度以及以后的发展方向等，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邓小平对广西政治力量演变情况和李明瑞的处境及政治态度非常了解，他不仅认为李明瑞等人是可靠的合作对象，而且还是可以争取加入到党的队伍里来的同志。就在这次会议后，他向中央正式建议批准吸收李明瑞为中共党员。

　　1930年2月邓小平从上海返回龙州后，代表红七军前委决定吸收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定是邓小平在多次向中央建议未果的情况下，顶着各方面的压力作出的。邓小平在对待李明瑞的问题上，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和远见卓识。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李明瑞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五、龙州起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创造了把反对国内地主资产阶级与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新经验

　　1930年2月初，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龙州起义已经举行。这时，刚成立的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工作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刚刚建立的左江革命政权还很不稳固，左江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未能开展实际工作。留守龙州的又是极靠不住的刚收编的武装。红八军本身的基础还控制在旧军官手中。

　　邓小平一到龙州，就听取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参谋长宛旦平的工作汇报。在对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情况作了认真分析后，邓小平首先主持召开中共左江特委和红八军军委联席会议。他在会上就红八军和左江地区的工作作了讲话，指出：左江各方面的工作，如党、革委会、红军、工会、农会等，都没有斗争的路线，都没有抓住中心工作，特别是革委会完全没有做到接近群众的工作。参见涂振农：《红军第七军报告（给苏代会）》，1930年5月。接着，他又主持召开几次会议，讨论决定职工运动、农村斗争、发展党的组织、反帝斗争、肃反斗争、土地革命和扩大红军等各方面的工作任务。他强调说：进攻南宁是错误的。从主客观条件来估计，进攻南宁必遭失败。特别是红八军本身更危险，如去进攻南宁打了败仗，就有全军覆灭的可能。参见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他提出，左右江应该很快地汇合，集中力量向湘、粤边境发展，以期与红四军汇合而扩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红八军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撤回龙州后，2月9日，邓小平在龙州召集了一个包括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在内的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改组中共红八军军委为红八军临时前委，邓小平任书记。同时改组中共左江特委，涂镜吾（即涂振农——作者注）任特委书记。这时，邓小平已经考虑红八军在与红七军汇合后即取消建制，将部队整编到红七军中去。

　　会上，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一个报告，提出红八军及左江的工作方针是：“一、以龙州为中心发动左江土地革命，一方面分配所有的同志到下层群众中去做实际的工作，反对机关的工作方式；一方面分发队伍到龙州附近几县游击，发动土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农会等政权及群众组织；二、八军的总方向是与七军汇合向外发展，应多方设法与七军联络，八军的发展方向应向右江推进；三、加紧八军本身的改造，肃清旧的军官，分配同志以主要的工作；四、迅速解决地方有反动可能的武装，武装农民，组织工人农民赤卫队，以扩大红军的基础。”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第1—2页。

　　邓小平还从龙州的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左江地区与越南接壤，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早在1885年，龙州就被定为通商口岸，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西南倾销商品的商埠。1889年，法国在龙州设立领事馆。龙州起义的爆发，引起了盘踞在龙州的法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法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行干涉。他们封锁镇南关，并由法国驻龙州领事照会广西省政府，提出：“立请越南政府派遣指定之武装卫队来署卫护。”针对这一无理照会，2月12日，龙州《工农兵》报发表《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提出：“我们中国革命的民众有如下声明：1、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2、中国广西左江民众为彻底解除痛苦和无压迫，必要实行自卫！并且要坚决的执行革命的外交。（1）收回海关；（2）没收法人基督教堂；（3）取消赴越护照费；（4）收回领馆，驱逐领事出境；（5）没收法在龙（州）资本企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206—207页。

　　2月19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召开了上万人参加的声讨帝国主义罪行大会。大会以左江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用英、法文发出反帝通电。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数千群众冲击法国领事馆，包围教堂，烧毁海关楼，群情激愤。红八军派一连士兵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领事夫妇、武官以及一些法国神父押至镇南关，驱逐出境。当天，还逮捕了一批躲藏在法国领事馆、海关楼的罪大恶极的官僚、豪绅，枪决了民愤极大的龙州商会会长谢秋、龙州“清党”委员会头目区文俊等。

　　2月26日，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载文《广西红军占领龙州之意义》，高度赞扬了红八军在龙州的反帝爱国运动。3月22日，《红旗》发表了一篇题为《赤色的龙州》的社论，指出：“在数天内的政权，他已经做了国民党军阀政府数十年所不能做、所不敢做——不是，实在是所不愿做的事，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之反帝国主义政纲，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将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251页。4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红七军前委，对邓小平领导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自小平同志到达后，你们的确相当的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做了许多的工作。如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斗争，执行土地革命，龙州的转变及在龙州驱逐法帝国主义的领事及没收法帝国主义财产等等，这些的确都是很正确的策略，很伟大的工作。”《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上），第258页。

　　六、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领导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开办党员干部培训班，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1930年4月，邓小平来到东兰，同韦拔群、雷经天、陈洪涛等一起，领导东兰、凤山地区军民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邓小平经常深入到农民家中调查农村土地情况，了解广大农民对土地革命的具体要求。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又在东里屯试办了一个共耕社，进行土地革命的试点。根据试点的经验，制定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土地法暂行条例》对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分配土地、耕牛、农具的方法，以及发展农业、商业的措施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后来右江地区各县开展土地革命的准则。到5月，东兰、凤山大多数农村进行了土地革命。邓小平还从右江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三种土地改革的办法，由各乡苏维埃大会组织群众讨论决定选择。邓小平在右江根据地领导制定的《土地法暂行条例》，与毛泽东制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

　　为了加强党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邓小平在武篆的旧州屯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学员有韦拔群等红七军第三纵队的领导干部、雷经天等右江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东兰和凤山县委及部分乡区的党员干部，共100多人。每隔三天邓小平亲自给训练班讲一次课，主要讲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和苏维埃政府的建设问题。他还向党员干部们介绍他在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了解到的红四军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邓小平后来也提到，他在右江地区领导土地革命的做法，是他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得的经验。参见邓小平1968年6月撰写的《我的自述》。

　　从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到率领红七军转战千里，邓小平在广西战斗、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地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他在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处于不断出现“左”倾错误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创造了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国民党左派举行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从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武装，到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时期，邓小平进行了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生动实践，在武装斗争、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获得了难得的深刻认识和经验。这对他后来思想和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党的文献  作者刘金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