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八届三中全会

　　垄断行业的又一块坚冰正在被打破，除了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运营商之外，消费者或许很快将有更多选择。截至10月21日，苏宁、国美、迪信通、乐语、天音、爱施德、阿里巴巴、京东等8家民营企业，与电信运营商签订了转售业务合作协议。这些民营企业将可以从电信运营商处购买移动通信服务，重新包装成自有品牌后，销售给最终用户。

　　就在此前不久，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启动核电重大专项2015年立项课题申报工作。国家能源局表示，该申报工作将进一步向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倾斜，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参与重大专项。

　　据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记者，国有企业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避不开的话题。国有企业改革下一步的目标，是让国企更加市场化。

　　吸收双方优势

　　历届党的三中全会都承担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使命，“国企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作为在央企和行政主管部门都有从业经历的国企改革亲历者，周放生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定调国企改革也有所期待。“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我希望这句话能写到中央决定里去。进一步说，就是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母公司的混合所有制。”

　　高层最近也频繁提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9月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尽快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向民间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导向、有利于转型升级的项目，形成示范带动效应，并在推进结构改革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9月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我们已经并将进一步通过简政放权，推进结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下一步国企改革就有希望了。”周放生认为，国企改革应当走一条“国进民也进”的新路。

　　“我去年调查的南方水泥案例给我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这个案例有一定的方向性示范作用。南方水泥的重组并不是简单买断民营中小水泥企业股权，实现国有化，而是通过整合、吸收、保留原民营企业部分股份和经理人，发挥其民营企业的活力。”周放生把这种重组模式叫做“央企民营”，“央企的壳，民营的瓤，吸收双方的优势，超过各自原来的那个体制，是一种双赢的市场化选择。这是将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早在十五大报告中，中央就提出了混合所有制。发展混合所有制，股权结构的调整是最关键的。”周放生说。

　　民企“组团”进国企

　　早在2010年12月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时任国资委主任王勇就曾表示，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必须采取国有独资形式的企业，要进行公司制改革；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中央企业，要积极引进各类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

　　在《国务院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过程中，国企改革引入民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12年5月25日，国资委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提出“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积极引入民间投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转变发展方式”。

　　事实上，尽管取消了投资门槛，但民营资本想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还存在现实的障碍。显而易见的一个障碍就是，不少国企体量巨大，民营企业想要参股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获得10%左右的股份，也需要民营企业拿出数十亿、甚至几百亿的资本。

　　“民营企业体量小，不愿意进入国企，因为进去了没有话语权，被别人驾驭，主要的利益，甚至全部的利益，都被大股东拿走了，这就导致民营资本没有进入国企的动力。”北京师范大学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华说，“民营企业想要靠资本来获得话语权，短期内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可以通过‘累积投票制’来实现。小股东可以把投票集中在一起，选举代言人进入董事会，拥有话语权。”

　　“累积投票制”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能够防止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操纵董事的选举，矫正“一股一票”表决制度存在的弊端。

　　“累积投票制”在很多国家是强制实行的，比如纽约证券所就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实行“累积投票制”。“但在中国，现在实行‘累积投票制’的上市公司只有200多家，占总数10%不到。这个问题是很严峻的。”高明华说。

　　他认为，民营资本进国企，不能够一步到位，应当采取渐进式的方式，优先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规模较小的国企进入。“‘累积投票制’的改革可以先行。国企改革不仅要在产权多元化方面改革，同时也应该有一系列制度上的深层次改革。”高明华说。

　　国务院国资委在鼓励民资进国企方面，也在进行一些新颖的尝试，比如，体量巨大的国有企业暂时无法从母公司层面实现股权多元化，可以拿出一些项目做试点；民营企业可以“组团”投资国企等。

　　提防公益类国企过度市场化

　　就在公众抱怨国企过度垄断、不走市场化之路的同时，高明华却提醒，要提防国有企业改革走入另一个误区—公益类国企“过度市场化”。

　　他提出要对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分类改革。按照企业功能、性质可以把国有企业分为三类，即公益性国有垄断企业、适度经营性国有垄断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

　　高明华认为，上述三类国有企业，对其应当有不同的考核目标和改革方向。“国企改革应当走市场经济之路，但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市场化，在诸如公交、地铁、环卫、国防设施、公共卫生保健、义务教育等领域，私人企业不愿意进入，进入后无利可图，这些领域必须也只能由公益性国有垄断企业来‘垄断性’经营。此类国有企业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企业，因为企业是逐利的，应当将之作为‘特殊法人’来对待，完全不以营利为目的。”

　　对于适度经营性国有垄断企业，包括自然垄断性和部分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应当以社会公共性目标为主，经济目标居次。

　　高明华认为，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改革可以先行，国家应该放弃对此类国有企业的支持，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公平的环境下来竞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越成熟的市场经济，国有企业越集中在公益性领域，很少分布在竞争性领域。”高明华说。

　　（据《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