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院团转企改制焕发生机，简政放权明晰政府与企业责权利，多部门统筹协调合力啃下“硬骨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持续向纵深迈进，一大批曾经困扰文化发展的体制积弊相继清除，进一步夯实了文化强国的根基。

　　活下去，还要活得好

　　改革迈向纵深，院团迸发活力

　　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一直是文化体制改革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但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全国2100多家国有文艺院团相继完成转企改制，并继续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演艺企业的创新能力、营销能力、资本运作能力和知识产权经营能力显著增强。

　　在北京市曲剧团团长孙东兴的手机微信里，至今保留着一段2013年3月27日的音频。那是在营口演出《骆驼祥子》后，一位演出商发给他的，说的是：“观众太热情了，几乎要把剧场拆了！我看你干脆把营口剧场买下来算了。”孙东兴说，在东北各地巡演期间，销售的火爆、观众的热情令他深感转企改制这条路走对了。而此时，距离2012年7月的转企改制仅仅8个月。

　　和其他历史悠久的名团大团相比，北京市曲剧团是个无剧场、无排练厅、无办公地的“三无剧团”。虽说底子薄，但毕竟是不愁温饱的事业单位，小日子倒也过得去。一下子变成自负盈亏的企业，不少演职人员心里没底、忐忑不安。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不到一年，北京市曲剧团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董事会、监事会，全员签订劳动合同，加紧排演看家好戏，去超市、社区、公园做票务宣传，与剧场院线签订巡演合同……紧锣密鼓做下来，到年底时，大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2013年全年演出341场，实现收入1280万元。比转企前的2012年多演了47场，多赚了541万多元。分红时，有演员对孙东兴说：“孙团，看来干这个有盼头。”孙东兴回答：“那是啊，咱不但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好！”

　　今年北京市曲剧团将注册成立“北京老舍艺术剧院”，探索国有、社会、职工共同持股的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孙东兴说，“这事要是搁以前，想都别想。要成立一个事业单位，就要解决编制问题，难如登天啊。可现在我是企业，只要对发展有利，想干就可以干。”

　　融合，整合，聚合

　　从单兵推进转向统筹发展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突飞猛进，以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电村村通、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为代表的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同时，文化资源部门行业条块分割、文化投入交叉并行，重复建设、标准不一、高耗低效的问题也凸显出来。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亟待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形成合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国新说，“现在的文化体制改革已经不是文化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了，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后，文化体制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需要财政、税收、人事、科技等部门统筹协调，单兵推进式的改革要让位于统筹协调式的改革。”

　　2014年3月19日，由文化部、中宣部、中央编办、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20家成员单位组成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正式成立。协调组组长、文化部部长蔡武说，协调组将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统筹整合各部门力量，密切合作，共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科学发展。目前，协调组正抓紧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标准，并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草案，争取在本届人大期间推出该法。

　　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文化政策文件中，有心人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文件几乎全部是多部门联合制定下发的。以往较少出现在文化领域的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不断在类似的政策文件中亮相。

　　在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基层也在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创新。

　　苏州市吴江区通过对农家书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基层服务点、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中心、乡村图书室、公共电子阅览室等多种公共文化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农村综合信息服务中心”，由吴江图书馆统筹业务，统一接受吴江图书馆的资源调配，统一建设标准、服务标准、评估标准，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网络，成效显著。

　　2010年，吴江全区一年外借图书只有48万册次，而到2013年则增长至97.5万册次，其中乡镇分馆的外借图书超过55万册次。村一级的借阅量更是普遍从个位数攀升至上千册次。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刷发行管理司副司长谭汶说，现在国家已经成立了公共文化服务协调组，原来分散在各部门的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大。2013年总局主动与财政部、文化部沟通，推动农家书屋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相结合。江苏苏州、山东东营、广东东莞、辽宁鞍山等地正在推进农家书屋与图书馆的通借通还，通过图书馆总分管制、大馆带小屋等模式实现图书流转。

　　转变职能，创新管理

　　简政放权释放内在活力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困扰我国文化行政部门的难题。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政府管理模式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层层审批耗时费力、资质审查门槛过高、内容把关过多过死……这些都极大束缚了文化企事业单位生产经营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今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全国出版物连锁经营单位设立、书号总量调控等8项审批事项，将音像、电子出版物复制单位设立审批等2项职责下放给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北京某出版社一位负责编务的编辑说，以前国家对书号实行总量调控，平均每个编辑每年手上只有5个书号，后来实行书号实名申领，需要多少就申请多少，现在只要在网上填写待出图书的基本资料，几天后就能拿到书号。他认为，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产业发展所必然要求的。“在年出版图书几千种的时候，当然可以实行选题事先审批，现在一年出书40多万种，还按原来那种方式管理，根本不可能。”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重点要继续放权、减少审批、放宽限制，抓政府该抓的事，把该由社会抓的事放给社会。”文化部部长蔡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3年至今，文化部配合国务院审改办积极推动行政许可项目的取消和下放。在全部13项行政许可项目中，取消3项，下放6项，仅保留4项，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比例占69.2%。取消和下放的许可项目大多属于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环节，或者属于开展文化活动的资质、资格认定等事项。这些事项是过去20年来文化领域的重点审批项目、主要审批项目，项目“含金量”较高。蔡武说，通过大幅度减少行政许可类项目，文化行政部门改变了近20年来文化市场审批管理的固有模式，进一步简政放权、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基本实现了文化市场领域对民间资本全方位、全过程开放，为文化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政策基础，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也逐渐转变到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在政府不断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的同时，文化企事业单位也在积极探索新的管理运营模式。

　　上海交响乐团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之一。全新的理事会制度激发了这家历史悠久的乐团的发展活力。从2008年起，上海交响乐团成立理事会，由政府代表、业内代表、企业家代表组成，负责统筹乐团的管理运营。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对乐团的发展方向、艺术定位、资金保障、人员配备、管理机制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

　　团长陈光宪对记者说：“实行理事会制度的最大好处是解决了乐团的资金难题，确保乐团按照艺术规律运行，保证艺术水准。”以往，上海交响乐团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投入和乐团演出收入，前者是固定的，增量只能靠商演。但在吸收了浦发银行、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等大企业加入理事会后，企业每年的赞助使乐团不必再为增加收入而拼命多演。现在上海交响乐团每年通常演出160场左右，稳定而高超的艺术水准吸引了更多的乐迷。2013—2014音乐季，预售票占每场音乐会可售票的平均比例达到了28%，显示了乐迷对乐团艺术实力的信心。

　　扎扎实实推进改革，解放和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文化强国的梦想终将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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