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广播仍有缺憾，本应大有可为

　　17日早上，我和二炮宣传处的陈寿福处长几乎同时打开收音机听《报摘》，陈处感慨这时要有大喇叭多好。他也是中央台二炮记者站的站长，身上有二三台不同大小的录音机，而且是自个掏钱买的。他肯定是把大喇叭播中国之声节目的事放在心上了。

　　就在我回到北京写这篇东西时，他打来电话，很是兴奋地告诉我：“今天（注：19日）我们二炮的文化车，停在安置受灾群众和救治伤员的大广场上，转播着中国之声，节目里有很多你们前方记者报道我们救援行动的现场连线，指战员们听得可兴奋了。

　　不管怎样，我觉得广播在应急时的作用还是没被充分重视，玉树地震最初这些天，灾区根本看不到电视和报纸，而广播是可以伴随收听的。如果当地有个功率大、覆盖广的调频转播台；如果这个台能在应急时不惜投入并千方百计开足功率；如果又能在第一时间转播中央台听到党和国家的声音；如果当地干部群众手里都有应急收音机或灾后有人迅速提供或在安置地迅速布置大喇叭；如果各级干部善于运用广播发布信息，指导救援救治，引导交通流向，告诉物质如何发放，亲人如何寻找，给伤痛的人以心灵抚慰，如果，如果······广播该是可以在灾害面前发挥多大的作用呀。

　　不惧艰辛、奋勇向前的央广人

　　玉树地震报道条件恶劣：平均四千米的海拔，氧气稀薄，高寒，由于交通不便，最初后勤依托非常有限。我们每个人到这几乎都有高原反应。轻的头沉脚重，重的头晕、头痛、呼吸不畅、面色红涨、嘴唇发紫，甚至呕吐，如果感冒发烧了，引起心肺疾病还有生命危险。

　　记者们不少是第一时间主动请缨上前方的，即使被指派的也二话没说。他们一个念头就是往前冲！青海记者站的葛修远不但接到任务后行动迅速，第一个赶到灾区，每天在总指挥部和救援现场来来回回采访，不断连线发稿，还因他的“地主”身份，帮助大家做了许多后勤方面的事；陈欣、王亮、李寒是军事中心的记者，见他们就象是在战场上打红眼了的战士，不论白天黑夜，不断地冲锋出击，报道的速度、数量、质量都令人刮目；中国之声的杨超，名如其人，就是超人，不论是在废墟的瓦砾上报道如何救人，还是在医疗队的帐篷里报道如何治伤，她的那股勇敢劲不输男儿，而她那天随行采访转移一位危险产妇到西宁最终婴儿呱呱落地的直播式报道，不知打动了多少听众的心；白杰戈，中国之声“特种部队”特报部的成员，他个头不大但耐力很强，本考虑第二批人上来后就撤换他，可他硬是不肯；陈俊杰，也是特报部的年轻记者，他主动热情、眼里有活的工作态度，值守在机场报道才几天，竟让空军宣传部的徐副部长夸的哽咽起来，对我说：“他若是我空军的人，这次非给他记三等功不可”；时政采访部的侯艳、刘玉蕾、王誉颖三位女将，也是巾帼不让须眉的主，１７号本也想让已有高原反应的玉蕾和誉颖撤离，她俩硬是不愿意，都要留下。还有１６号第二批增援上来的中国之声的高岩、陆敏、刘黎黎、汪群均、费磊、徐杰峰他们三男三女，一到灾区顾不上休息一下以缓解高原反应，就各自奔赴不同的救援现场，连续不断地采访报道。　

　　青海记者站的站长凌晨坐阵西宁，但连线省上消息、接送转走记者、为前方筹集应急物质、协调灾区调频转播中国之声，他可谓是大功臣；司机谢庆安，送记者日夜兼程800多公里，出发时也没告诉正在照顾姥姥的妻子，到玉树后才知妻子姥姥去世了。

　　我们撤回成都后，两次乘坐出租车，司机都在锁定听中国之声，直讲；报道好及时、好感人。

　　这就是改革洗炼后的中国之声节目、中国之声人！

　　台领导和同事们无比关爱、无奈交接撤离

　　我们前方人员自出发后，多位台领导打电话或发短信叮嘱我们注意安全。王求台长亲自布置为我们紧急采购和运送物质，当质优、量大的补给运到时，媒体的同行们都相当羡慕。知道我们高原反应大，台里提前增派人员前来撤换。

　　这次上高原第一天我就反应强烈，头一夜头痛得基本没睡，第二夜，又感冒了，呼吸困难。本想在东合副总监来接替时，与他一起再呆上一、二天，后想别有大麻烦，那样反而连累大家、影响报道。

　　17日中午，中国之声的第三批人员：侯东合、张磊、梁兴旺、杨均天、李欣到达玉树机场，我与东合交接了工作，即乘他们由成都来的这架运输机返回成都。

　　这时手表指向3点20分，算一下从玉树地震到现在差不多就是80小时。

　　后续

　　就要写完这篇随记了，得知19日第四批派出的徐冰、张小艳、王磊、肖湘20日上午终于飞抵玉树了。天气更加寒冷，祈盼我们的前方记者平安无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 曾任中国之声总监 史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