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足印：北大红楼

　　第一次会见陈独秀

　　现在沙滩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当年曾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这栋1918年建起的“工字楼”是北大当年的校部，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 第三、四层为教室。本世纪初改为纪念馆时，复原了当年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后，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迈出“最要紧的一步”就在这间报纸阅览室里。因为日后创建中共的两个巨头——“南陈北李”就在这座楼上。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陈、李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也是五四运动的领军和核心人物，被人誉为“北大红楼两巨人”，“照古今”的“日月双星”。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当时，猛烈批判封建意识形态的《新青年》杂志拥有大批青年读者，毛泽东就是其中一员。1917年3月，正就读于湖南一师的毛泽东将《体育之研究》一文投向《新青年》。这篇文章以其畅快淋漓的文风、逻辑严密的章法博得了陈独秀的赞赏，陈将全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有了这种渊源，毛拜访陈也就没有障碍了，而毛的谦虚诚恳态度，又给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陈当时就夸奖说，你那文章写得好，特别是“盖天地惟动而已”这观点有创见。

　　从此，毛与陈来往密切，也就有了日后两人在上海的多次见面，也就有了陈委托毛在湖南建党，也就有了毛于建党初期在内部地位的不断上升。

　　7 足音：“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大”

　　毛泽东回忆自己这一时段的心路历程时说：“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

　　但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引导他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李大钊的言论给他以最直接的影响。1918年11月，他到天安门广场亲耳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也研学过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正如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回忆时所说的：“30年前我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头。还不错，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他的指点和指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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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毛泽东评价陈独秀

　　我们对于陈君（独秀），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贤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摘自《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原载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湖南人民出版社《毛泽东早期文稿》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