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也提到了，我们可以借鉴就是国外的先进经验，那么其实在英美等国公益信托是慈善的主要组成形式之一，但是在我国公益信托虽然于2001就在信托法中有所确立，但是在实践中应用的非常少，那您觉得这是…

　　王院长：极小。

　　记者：极小，您觉得这个的原因何在呢？该如何进行革新呢？

　　王院长：我觉得它还不存在革新问题，它主要是能不能实施，因为咱们整个这个有一套文化，大家在组织实施方面我们往往缺少很多训练，就我们有很多好的主意，但如何实施，我们其实特别在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特别是现在的这种体制下我们其实往往会就是做的不周全，有很多好想法一执行就变样了，那大家老跟我埋怨说上边的主意是好的，这到地下这个他们这个地方不行，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其实不是这样，其实我写过书，我也回忆过，其实从中央部门的开始其实大家也在执行方面，大家都不太注重，我们有一个万理由、多少万个理由可以说，中央不应该定很多标准、不应该定执行程序的东西，其实那都是老的传统理念，现代国家管理是必须要考虑这个要定下标准，你即使标准定的不妥，将来咱国家也是一个学习过程，然后再把它调过来，但都比没有标准强，这个公益信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你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想法，没有探讨出各种实施的一套机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这个东西口号很好，但没有办法实施，实施起来就老虎吃天没法下嘴，这是一个大问题，再一个我觉得它也有一个社会发育程度，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过了一关，什么关呢？对市场经济、对民营企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认为和国有和政府办的企业是同等重要，是因为他们的税收他们的就业人员远远超过了这个政府办的，就是这个政府办的企业了，那这时候大家才想到，它原来也同样重要，你看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才终于从一个民族、从整体上才知道是同等重要，过去还认为它比国有企业还差呢，你再解决就业你不是国字号的，你不是政府的，你像过去有一套，我们的理念其实有长期几千年的那个传统，就是它总是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时候慈善如果要和商业联系起来，它这都会置疑的，慈善怎么和商业联系，你做好人好事那就不能有半点商业利益，不能有半点联系，那怎么还可以讨论赚钱，那就是无代价，捐出去，你怎么还想着信托，信托还要考虑收益，慈善要什么收益，你看所有这个文化背景下，大家没法做信托，做慈善的人都得夹着尾巴灰溜溜的，不然的话你看咱们的有很多这传统就立即查慈善家的纰漏，你那个一笔没捐好，你这个没登记帐，然后你是不是有，你马上就猜想你要贪污了，你要挪用，你披着慈善的外衣，这都是我们50年代出生的人过去批判阶级斗争的年代用的词，我们发现现在社会上年轻娃娃们也学的挺快，我说课堂上现在不教这个了，这怎么还用呢？好像它要以权谋私好像他要干什么，其实不是那样，就是你做慈善，他一定要有一些可（持续）性，不要让人家把慈善就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就是把钱仍出去，那是传统的，现在做慈善也好，可持续性，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服务，要有一套保值增值的方式，要有一个家，这个家族或者家里边的小孩，他们要接受各种训练，他们要做持续的，不是把这钱一次捐出去，可能给孩子立个基金，然后放到信托那去，让信托来照料这一代还不行，这孩子如果好了更好，如果不太好，还考虑他的下一代，那这样的话，不管是爷爷辈、父亲辈立这个公益信托的时候，就要立很多附加条款，这样的话让孩子，你比如说国外都是这样的，包括你比如说给孩子立了一个信托公益信托，或者说让他做什么什么将来捐哪些、哪些，立完这些信托，其实都有很多附加条件的，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就过去的文化一直到前两年，我看还是大家接受不了，就是如果慈善就是高尚的不得了、无代价、奉献，我觉得这个就没法让普通人做慈善，理念是看起来很高调，其实很落后，那是打着，就跟我们那一代人打着为这个叫什么，叫解放全人类，就觉得美国人很穷，这个什么，我们都要解放它，欧洲人都穷的吃不上饭，其实在国内，后来看看我们的口号，后来小平专门访问美国，然后我们都尴尬，不是。它美国有问题，但不是那个问题，所以现在也是这样，我们不要把口号喊的太高了，太高了，是貌似高尚，实际会是很虚伪、很落后，所以这样他不会让你真正行动起来，他把大家的手脚都给束缚住了，他不尽人情，所以我觉得这样公益信托不好发展，那下一步我觉得通过这几年其实是思想的激烈碰撞，我觉得现在开始有一些模范、有一些典范开始探索，特别是香港的、台湾的这个新加坡除了华人地区之后，还有欧美的一些信托经验开始来了，有些私人银行，再一个我们的很多的企业家也开始到这个阶段了，他们想做慈善，又不想一捐了之，他想做持续性的，既让孩子们有点，不想让孩子就是全面的接班做企业，还想让他做慈善，但又知道他没经验，可能就到搞公益信托，保证孩子的基本生活，但同时他必须做慈善，它公益性它有各种方式，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做起来了，但我觉得首先是舆论上，首先社会意识上要改变一下，我看今年有个地方这个有了几千笔的这个慈善基金，我看这是一个报道出来之后主要是孩子们的压岁钱，我觉得特别好，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大转型的开始，这个转型不是光狂飙式的喊口号，就是好多家长已经开始给自己孩子，其实带有某种程度的信托，就是有那个意思了，但还没有找人家信托人，还没有…，这还是无代价的奉献，还有那个意思，但下一步如果发展知道给孩子送礼物，送什么，已经开始，大家都在送慈善了，送基金了，再下一步发展找银行、找这个信托机构来做，中国实际上就成熟了，做起来不会太难，中国人，我总觉得做这件事的时候不会太难，你想这一次大家就，我看到舆论就有几千笔的这个孩子们拿压岁钱，你拿压岁钱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给孩子们立一个，对孩子们会是很好的教育，那比孩子给孩子几十万、几百万块钱对他孩子一生成长，那是一个最重要的礼物，这些家长们非常高明，我觉得他，他已经开始做了，我觉得行动起来会快，但是要认识这件事儿可能会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