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在尼克松的授意下，给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拍去电报，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中，努力去接触中国外交官。12月3日，波兰华沙文化宫举办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这天晚上，几乎所有驻波兰的东西方外交官都来观看展览。

　　在人头攒动的展览厅里，斯托塞尔终于发现两位中国人，他们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斯托塞尔径直朝他俩走去。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之中，在没有得到国内明确指示之前，对于这位“美帝”大使，避之都唯恐不及，哪敢与他有丝毫的接触。所以，当他们看见斯托塞尔朝自己走来时，便匆匆走出大厅。可是，斯托塞尔还是穷追不舍，并且边追边用波兰话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批准恢复中断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1970年1月20日，美国国务卿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中美大使级会谈将在“中共大使馆”举行。几个小时后，麦克洛斯基又奉白宫的指示，修正自己的说法，宣称会谈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官方发言人第一次使用这个正式名称，而且，麦克洛斯基在讲话中反复说了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天，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来到基辛格办公室，疑惑地问道：“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基辛格听后笑着回答：“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么？”

　　尼克松的试探性信息发出已经多时了，可是，大洋彼岸仍是那么的平静，他已经等得不耐烦了。9月27日，尼克松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在谈到中国在世界的作用，以及他为此所作的努力时，他悲观地估计自己的试探性的信息，在5至10年内都不可能起作用，“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他还对女儿特里西娅和未婚女婿考克斯说：“你们将来度蜜月，我希望你们到中国去，去看看那里的大城市，那里的人民，那里的一切。”

　　时隔不久，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国宴上，又以羡慕的口吻说，罗马尼亚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美国现任总统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尼克松也坦率地将之称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多勃雷宁又感到疑惑不安，回到使馆后，立即给基辛格打来电话，要求对此用语作出解释。基辛格在电话中俏皮地说，这能有什么特殊意义呢？难道你们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尼克松所作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1970年12月9日，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给他传递来信息：“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次年6月2日，巴基斯坦又传来令他振奋的信息：“在研究了尼克松的三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周恩来总理热烈地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7月9日，基辛格由巴基斯坦的军用机场登机，秘密访问中国，尽管他乔装打扮，还是被英国《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贝格所认识，并侦知基辛格此行目的地是中国。他立即向报社发去一条急电，企图最先向世界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可是，电讯稿传到伦敦时，却被值班编辑插在废稿签上。

　　毛泽东：“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美国就对中国采取敌视、封锁和孤立的政策，相继挑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主要矛头之一是直指中国，妄图对中国实行“遏制”。毛泽东应朝鲜和越南政府的要求，相继作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战略决策，挫败美国的军事“遏制”政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思考如何处理同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问题。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专门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好。这比较有利。……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

　　7年后，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又说：“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

　　美国的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也曾想为中美关系做些低姿态的工作，比如，交换新闻记者，放松医生、商人、运动员等到中国旅行的限制。然而，毛泽东认为，中、美两国国家关系正常化是个大前提，这个问题没有取得共识，也就勿须急于去解决别的小问题。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越战之后的亚洲》，表示：“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这篇文章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尼克松开始思考中、美两国国家关系的问题。

　　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后，认为尼克松如果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要改变，为此，他让周恩来等人阅读这篇文章。这期间，毛泽东非常关注美国的总统竟选，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美国共和党将在大选中获胜，尼克松肯定会当选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