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地跨欧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而在这条丝绸之路的起点上，陕西商人自秦汉、隋唐以至明清，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几个重要历史时期，不仅创造了富可敌国的物质财富，还创造了极其灿烂的商业文化。特别是明清以来，陕西商人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在开发建设中，以“关注历史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实施文化惠民，带动区域发展”为核心，通过以泾阳为中心的陕商文化为契合点，结合区域文化元素，发挥文化旅游产业的驱动带动作用，搭建特色文化架构，建设陕商文化博览馆，充分展现以商帮为形式的陕西商人在商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厚重质直、忠义仁勇、开拓进取的精神，这也将成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地区进行文化交流、碰撞的新契机。

　　发展传承：“西秦大贾”开创经济奇迹

　　日前，在泾河新城陕商文化博览馆里，通过导游的讲解以及照片、浮雕、陈设物等的充分展示，记者了解了“陕商”的发展经历，同时还借助各种声、光、电等科技手段，“亲眼目睹”了陕西商人在历史上的辉煌灿烂。

　　说起历史上的商帮，晋商、徽商俨然成为了中国商人的代表，曾编纂《天工开物》的明末科学家宋应星所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中的陕商，却被尘封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鲜为人知，与人们所熟悉的贡献了票号与大院的晋商，以儒雅著称的徽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事实上，陕西作为中国商业的发祥之地，秦汉时陕西商人已发展到了第一个高峰，那时的巴寡妇清、王宗汉、长安杜氏、韦氏都是名闻全国的大商人，连秦始皇都为之筑“怀清台”以示纪念。到了唐代，陕西商人更发展到第二个高峰，他们以“帝都商人”自居，服牛格马，周流天下，长安窦义、王元宝、王酒胡都是名扬天下的大商人。富商王元宝与唐玄宗比富“终南山树缠绢，树尽而绢不尽”，连唐玄宗都无奈地说：“朕富不及元宝”，可谓“富可敌国”。到了明清时期，当时的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等地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棉布征实”、“布马交易”等一系列的特殊经济政策，这些为陕西商人的群体崛起创造了机遇，形成了第三个大的发展高峰。当时的陕西商人充分发挥自己在地域和物产上的优势，形成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为势力范围，输茶于陇青、贩盐于川黔、鬻布于苏湖、销烟于江浙的名震全国的商业资本集团，并以财雄势宏被尊为“西秦大贾”或“关秦商人”，而后晋商、徽商才随之而起，可见陕西商帮在当时的影响。

　　明清时期，陕西巨商崛起，最负盛名的商户则多来自那些经过世代积累，经过了漫长时间考验的商贾家族，他们分布在西安周边的泾阳、三原、渭南、大荔、韩城等区县，比如渭南的赵家、严家、柳家、詹家都是当时的“关中巨富”、“盖省财东”，渭南有谚语云“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说的是商贾云集、富甲天下孝义镇的鼎盛。据说，清末小说《官场现形记》的开首即从赵家后代中了状元写起，或者有虚构的成分。但作者把赵家当作历代巨富而贵的“典型”，可见一斑。

　　而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邗上梆子声不断，秦省惊动广陵湖”同样道出了当时陕商的强大。时至今日，扬州不少文化旅游景点都与陕商有关，扬州的大雄宝刹由泾阳赵运捐资修建，“张园”是富平张臻在扬州的别墅，乾隆皇帝巡视江南驻跸的“康山草堂”为武功康海的私园。此外，个园、蜀岗、溉园等都是陕商的产业。同时，陕商还将会馆盖到了全国各地，有史料记载和实物佐证的就有270多座，仅河南一省就有46所。现在全国作为文化景点开放的山陕会馆或陕西会馆就有64所，由此可见陕西商人在各地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