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陕商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刚表示，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形成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核心价值观，它作为精神支撑引导陕西商人在祖国西部的苍茫天地里驰骋了500余年，作为思想源泉化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陕西商人，成为陕西商人区别于其他地域性商帮的重要标志。

　　“继承陕商精神的历史遗产便是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思想源泉。”李刚告诉记者，陕西商人义中取利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为公平交易、义在利上，还表现为忠义经商，善结人脉，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敢于仗义执言，忠厚其主，不取身外之财；诚信为本。

　　历史贡献：多项创新可为当下改革提供历史经验

　　据相关资料显示，陕西商帮作为主要从事边境贸易的西部商业资本集团，对我国西部经济在明清时代的初步开发发挥过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在明代200多年里，兰州、西宁等边茶、边布、边盐以及药材、皮货贸易基本上被秦商垄断。明代输茶入藏的四川南路边茶贸易也操纵在秦商之手，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康定由一个小山村变为“番夷总汇”的商业重地，陕西商人聚居的“陕西街”是当时康定最热闹的商业街。清朝以后，秦商向四川腹地进军，在清初百余年间几乎掌握了四川的金融命脉，并进而垄断了四川井盐生产资本总量的八成以上，以后又随着经营川盐入黔把势利扩张到云贵各处。在北部汉蒙边地上陕西商人通过“布马交易”把贸易触角深入到伊克昭蒙各旗，并逐渐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依靠这一优势地位，他们又一手培植了以皮货贸易为特色的明清陕北经济。

　　在清代，陕西商帮无论是经营范围，还是经济实力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们在盐、茶、布、烟、木、药、皮、杂、金融等诸多行业较之明代有了蓬勃发展，经营地域北到乌鲁木齐、伊犁，南到佛山、上海等地，并且摆脱了明代从属政府需求的被动局面，真正把自身发展安放在了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上，基本达到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而随着陕西商人的不断成功，大量货币资本流回陕西，直接推动了陕西本土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陕西布业的急剧勃兴，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并且由于陕西商人在秦巴山区的生产性投资，使那里的矿冶、采伐、造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得秦巴山区成为我国较早产生内生性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正是这些原因使得陕西成为明清500年间的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之一。

　　同时，陕西商帮创造了以泾阳、三原为中心覆盖陕西和整个西部的“双层次西部市场网络结构”，一个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龙驹寨、凤翔为横坐标，以汉中、延安、榆林为纵坐标，覆盖陕西县镇市场的陕西市场网络结构。一个是以泾阳、三原为中心，以兰州、西宁、宁夏、乌鲁木齐为次级市场覆盖西北地区县镇市场的西北市场网络体系。这个网络体系促成了西部地区500年经济的正常运转，其标志就是每月阴历二十八、九两日，西北各地商家将银两纷纷缴解各地座庄，再由座庄将银两压回陕西泾阳、三原总号的“标期”，从而整个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动态发展，使陕西的兴衰关系着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逆顺运营。这个“双层次市场网络体系”对今天发展西部的市场经济仍有现实意义。

　　此外，陕西商帮与晋商共同创造了“合伙制”的经营体制，靠“财东与掌柜的分权制经营体制”，将自己的生意做强做大，一个常年住在渭南绿荫覆盖小山村的陕西商人，其生意却在天山南北，长江上下，靠的就是“两权分离”的产权制度创新。而且他们机智地解决了掌柜与投资人的“利益一体化”问题，利用“人身开股制”即掌柜人身入股，将掌柜的利益与企业捆绑在一起，利润“银六人四”，使掌柜、职工效死为企业效力。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成功的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创造的以“日分”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体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股份制”，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可提供实际的可供操作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