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曾会见李光耀

　　原标题：习近平、李光耀与新加坡模式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更大的权威与自信，在中国强力推进变革，赢得了公众的欢迎。作为革命领导人后代的习近平，希望有所作为，给历史留下点什么。

　　虽然他很少在公众面前，详述自己的的发展模式偏好，但迹象显示，他正在努力探索发展进步与控制社会的平衡点——新加坡模式中的一些机理或可成为借鉴。

　　新加坡模式不时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认为是“假民主”“橱窗民主”。但已故中国学者蔡定剑教授，以自己在新加坡的亲身观察与体验，指出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因而奋发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全心全意为民服务，时刻告诉自己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李光耀1994年在接受美国《外交》季刊的访谈时说，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着相当大的不同，而亚洲文化对亚洲的政体和亚洲各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这让笔者想起已故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史天健教授做的一个关于“中国人的民主价值观”的实证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老百姓对民主的定义和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尽管他们用“民主”这个字眼来形容他们的理想。

　　换句话说，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一种“民本主义”。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在于其政策的优劣。

　　史天健教授的研究结论——中国人“民本主义”的民主观不同于西方熊彼特式的民主理论——某种意义上验证了李光耀先生的假设。

　　由于新中两国存在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一党执政的相似性，邓小平以来的中国一直关注新加坡模式的发展。李光耀曾说：“中国不会成为西式的自由民主国家。若成了那样的国家，中国会崩溃。如果你相信中国将发生某种民主革命，你就错了。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共领导人将尝试各种方法；多党制一人一票的民主体系除外。”

　　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交网络等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相对于以往受到的不公正，他们有了更多表达不满的渠道。他们对负责制政府、透明性体质的期待越来越高，期待更有效的官员问责的压力逐步增长。换言之，中共正面临一场如何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效控制社会的严峻考验。

　　非常重视民意的习近平，已经尝试对公众的期待做出回应。他和他领导的团队正在寻找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来说，新加坡模式允许更多的自由经济政策，同一党执政并存，这一点很有吸引力。另外，新加坡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也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

　　尽管国际上普遍认为，新加坡模式对政治、媒体和居住的管制，展示了“一种半集权主义和半自由民主的体制”，但是从福山对现代政治秩序的定义来看，新加坡模式已经切合。斯坦福大学学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现代政治秩序具有三大要素，即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政府。

　　新加坡模式最为核心，也是有别于过往中国的是，新加坡是一个高度讲法治的社会。这方面，新加坡更像是一个西方国家，一切规则透明化、法治化。即使是涉及最高领导人的案件，也只能由司法途径解决。相对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人治传统的国家，法治文化不足，司法权威不高。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可谓站的高，看的准，很及时。

　　可以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要注意吸收其他文明模式的合理因子，来不断完善发展自己。现代化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只要内含现代文明的那些同质性特征，并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建构起来的“模式”，便无可厚非。

　　现实表明，西方“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轮替制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就公开承认：“在民主政体内部，国会两个党派的不休争论，会让公共治理不能很好地运转。现在美国两党在争斗而没有在推动社会进步，这让我非常沮丧”。

　　不可否认，处于急剧大转型期的中国可谓矛盾重重，中国一些民众的确对执政党存在着不满。但笔者大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中国共产党，试问还有哪个政党可以更好地对13亿中国人负责？这一点上和新加坡一样的，除了执政党，目前还缺少可以真正有担当、负得起责任的政党。老百姓都希望稳定而不是动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已经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战略布局。如果希望中国民主有序转型，中国领导人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已经是一个积极信号。对此，国际社会应多一些耐心和信心。（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