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作者：王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记者

　　那些人

　　2010年8月，在甘肃舟曲救灾帐篷外直播连线

　　每一种工作都会给人独特的成就感。之前在特别报道部做记者时，有同事喜欢在中国地图上给采访过的地方涂色，覆盖大多数之后说“就差一个省了！找个选题！”现在，夜间节目部的邮箱里，节目文案以一种整齐划一的方式排列，秩序感扑面而来。

　　刚刚工作的2009年，我把那时还流行的MSN签名档改成了“每个人都是一座宝库”，谁知七年之后，被要求写这样一篇文章时，我先想到的，果然是人。

　　“我没啥可说的”采访中最常见的一幕

　　2010年，和同事们一起做了“节能减排倒计时调查”。十二五收官将近，之前已经得到一些地方“拉闸限电”乱作为的线索，第一年当记者的我还带着一个所谓“徒弟”去了“一定有情况”的能源大省山西。

　　山西记者站的老师说帮我联系好了省环保厅管减排的处长，兴冲冲去，在楼道得到工作人员答复，“处长很忙”。隔天再去，递上了言辞恳切的采访提纲，十几“问”，处长终于开了门，让我看了他桌上堆成山的文件，说他真的很忙，“如果你下星期还在太原，我们聊聊。”

　　空了两天时间，去调查，去“找料”。古交市满面的煤灰，运煤大车碾压成的支离破碎的省道路面，五六个小时的堵车，阳泉厂区拿到“对居民限电”的证据，我心想“是啊处长你怎么可能不忙，污染这么严重”。

　　第三次站在山西省环保厅污染总量控制处的门口，得到落座的邀请，我没给这位处长太多说话机会，先一连串说了“我调查的情况是，节能减排，老百姓用不上电不能在家里洗澡！企业被迫关停了万吨生产线！”语速快，声调高。处长示意我继续说，我尴尬看了一眼采访提纲，空气凝固了也许有半分钟。他笑了一下，兑现了承诺，和我“聊聊”。

　　“这是政府过去欠下的账，迟早要还。现在感觉疼了，晚了。好多工程是政府应该解决的，但没解决好，技术落后的企业代劳了，可是这些企业又淘汰不了……这个过程本应该政府早点做准备。其实是政府早应该做好的工作。”坦诚得让我意外。

　　侯正伟，这位处长临走前撕下一个小纸条，给我写了他的名字和电话，让我有问题再给他打电话。他以极大的善意面对一个莫名其妙气势汹汹的年轻记者。是啊，作为记者，不要对任何人有“棒打”的念头。听听那个你以为的“恶人”怎么说。这话该掏出小本子记下来，我跟自己说。

　　2011年的盛夏，在沈阳药科大学一间没有空调的实验室，我面对三位耄耋老人。他们是中国“人工熊胆”的研究者。人工熊胆的研究成果一直没有获批上市，活熊取胆这样一个违背基本伦理的制药方式一直存在。

　　在那之前，我见了动物保护组织的人，去成都青龙桥看了黑熊，想着这“动物保护”的冗长采访在沈阳收官。

　　退休教授王永金带来了若干个小塑料袋，层层包裹的塑料纸，小塑料盒，是王老师和同事们收集了几十年的试验素材。“我为什么坚持？因为我是正义的。人工熊胆合理，合法，合道义。”

　　实验室向阳的窗户大开，头顶的吊扇吱吱呀呀，我对着老人拿来的小塑料瓶拍照，发黄的胶布标签总是拍不好。

　　很多人在用很多年的坚持做他们认为值得的事，记者的介入只是短短一篇，别轻易对自己说“采够了”草草收工。这话也该掏出小本子记下来。

　　2013年第一次直播节目 不会操作设备 旁边同事帮忙值机 我只说话

　　2014年，已经是我在夜间部做主持人的第二年，临时决定一个选题，《农村老人自杀现状的调查报告》发布。辗转打通了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员——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刘燕舞老师的电话。“您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没有时间？想和您做个电话连线。”提这个问题，我只是等答案“可以。”

　　“你告诉我你可能需要哪些数字，这个不能说错，报告太长，我要查一查。”

　　的确，那段时间，我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直播间呈现上，恍惚把“节目中访谈”和“节目外采访”做了区分。话题悲情？节目时间有限？要渲染什么？突出什么？学者告诉我，有一说一。这话，也记在了小本子上。

　　想起采访路上的人来人往。

　　谢谢你，孙吉英。在泥石流之后第二天的甘肃舟曲县城给我带路，腥臭的软泥下面到底是什么，我不敢想，你说你走前面，让我踩着你的脚印，就不怕。后来才知道，你读高二，那晚你拿了暑假打工的工资请好朋友们吃饭，他们是在来找你的路上全部失踪的。

　　谢谢你，孙菲。在除夕夜的采访，本来是我跟着你的团队去记录“清扫鞭炮皮”，因为我穿得太多，骑环卫电瓶车已经非常不灵便，更没法举着话筒。你说，“我单手扶车没问题”，一边布置清扫点，一边给我举了一夜话筒。

　　谢谢你开门。

　　谢谢你熬夜。

　　谢谢你说那么多。

　　七年，不再是新人。七年，仍爱刷新自己。从夜班编辑的岗位到特别报道部做记者时，我在工作电脑里给所有采访选题命名了一个文件夹，“零”。告别特别报道部到夜间节目部做主持人时，我的电脑里又多了一个文件夹，“Another 零”（另一个‘零’）。

　　路上许多风景难忘。到中亚去采访“一带一路”，也见到阿姆河谷浩荡；到西北去采访河套农民，也见到沙暴漫天苍茫；到闽南去采访死鱼事件，也见到山河江流野趣……

　　更多本是陌生的人，让每一程鲜活。

　　2014年 巴西世界杯 决赛看台采访

　　2014年，在巴西，世界杯的采访给了我莫大的见识和挑战。衣食住行的费力摸索，各地辗转的颠沛，报道的密集，安全的无着，赛程近半，我和同事每天的状态只剩下狼狈不堪。在东北小城纳塔尔的一家宾馆餐厅，我们和从亚特兰大来看球的老人韦伯坐在一桌。看到“CNR”的话筒之后，他认真问我，“昨天球赛进行中、之后，你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怎么告诉你的听众这一切呢？”用蹩脚的表达把工作说了大概，他的眼睛亮起来，用极其夸张的语调说“Sweet job.”

　　他用一张桌上的餐巾纸给我写了家里的地址电话，让我到亚特兰大去务必和他联络。“Love your sweet job！”那一刻，所有的工作，的确，甜蜜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