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策划部从楼下调到楼上，并非一切万事大吉。这时候的指挥中心依然空空荡荡，除了值班总监和策划部的同志，没有别人。各个公共部门的值班主任依然习惯于待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管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愿意在一个大长条的会议桌前集体就位。我几次下令要求各部门值班主任到指挥中心来上班，但坚持不了几天，就又溜回去了。直到我吼出“扣绩效”的威胁，各部门的值班主任才老老实实在指挥中心坐着。为什么非要围坐在一起？除了无障碍沟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有重大新闻时，能随时协同作战，新闻能在第一时间发出，并持续不断形成声势。人来了，但不代表心也来了。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指挥中心，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吵”。公共部门和节目部门永远在打架，一个喊吃不饱，一个嚷没有货。有一次开选题会，早间的值班主任埋怨时政采访部值班主任提供的稿子太少，采访部主任针锋相对说，我就这几条枪，哪有这么多题给你，气氛紧张，给点儿火星，当时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不仅仅是他们，我自己还曾经在指挥中心拍桌子怒吼。2008年国庆布置选题，编辑部的一位领导愣是要什么没什么，“节假日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么多新闻来填空”，任我再怎么劝说并出点子，依然不领命。在指挥中心闷了近两个月，我心里的火气也越积越盛，最后拍桌子向这位领导怒吼，当时指挥中心都呆住了，因为他们都是第一次看我发飙。最后，这位领导硬着头皮把任务领回去了，事后证明，国庆长假做纯新闻，完全可行。好在这一切都是从工作出发，我的这次爆发并没有影响到节目和部门的正常运转，也没有影响到我和大家的关系。

　　每一分钟都要有价值必须改变生产规律甚至生活规律，因为这是创业

　　现在听众的收听时间是7分钟，7分钟搞不清你这个频率是干啥的，一定走人，无印象。一年节假日占到三分之一，都这么搞，非死不可，我们还是以产品倒推流程，先让消费者满意，再让我们满意。千万别倒过来，我们先满意，放羊了，结果辛苦白费。”从筹备开播到开播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当时分管中国之声的王晓晖副台长几乎每天早晨都会在腾讯通（中国之声内部的即时沟通软件）上发出这样令他忧心的文字。这让在指挥中心值班的我如坐针毡，血压时时上升，“内容内容内容，新闻新闻新闻”，这样的字眼时时刻刻在我眼前闪烁。但是，中国之声从一个以编辑内容为主的广播频率到类新闻内容提供者谈何容易。多年习惯的工作节奏和新闻生产方式要改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

　　2008年中秋小长假后第一天上班的情景时常闪现在我脑海里。2008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五，中国首次实施“中秋小长假”。考虑到同志们改版以来连续三周的疲劳状态，频率自行决定三天小长假在轮盘里多放些歌曲和相声。由于历来过节闹“题荒”，策划部和编辑部又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共同找了些应景，但时效性不强的选题布置下去。9月15日一大早，在腾讯通上刚指示完的副台长王晓晖的电话又打过来了：“这几天听节目，15分钟里有广告、有形象宣传版、有音乐、有相声，就是没新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打着新闻频率的旗号在骗人！一个有标准、有明确定位的产品，一定要去改变我自己的生活规律，去生产让受众习惯的节目。”放下电话，我走进指挥中心。经过三天的休整，同志们原本绷得很紧的那根弦，似乎真的有所松懈。报题表稀稀松松，新闻播报慢慢悠悠，和节前相比松快了不少。我们已经实现了新闻“黑+白”，看来这一次必须狠下心来，投入“7+0”（节假日无休）工作模式。当时的中国之声总监史敏一宣布这个决定，大家就炸开了锅……原本突发应急时的临时工作状态被常态化了，我们的兵马再强壮，还能持续多久？轮盘上马以来，新闻缺口始终没有很好解决，直播小状况不断，一些中国之声的老听众也常打电话，反映不适应如此快的播报节奏。我们的改版到底有没有意义？我们摸黑前行还要走多远？

　　群情低落之时，王求台长来了。他先是召集不同部门的骨干分别座谈，在了解基本情况后，又让大家坐在一起开碰头会，面对面摆问题、说办法。每次会上，王求台长都亲自问话、认真做记录，采访设备、人力不足等许多问题都是当场拍板解决，全台范围予以协调支持。王求台长给大家打气，目光坚毅、语气坚决。他说：“机遇难求！开弓没有回头箭，挺也要挺下来！中国之声是全台改革的龙头，只准成功，不许失败！胜利就是做别人认为做不到的事情！”

　　当时分管人事和技术的副台长赵子忠来了，要人给人、缺设备给设备，现场办公、专项商议、专人落实、特事特办，一切为中国之声的改革开绿灯。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了强化新闻意识，坚持新闻标准，我们全频率通报处罚了一位朝夕相处的同事，因为她漏掉了一条重要新闻。2009年1月15日，铁道部紧急召开春运发布会，跑铁道口的记者却毫不知情，没有去现场也没有发回任何报道。据我所知，这也是中央台历史上第一次因为漏发新闻而处罚记者。从此，我们不再害怕出现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不再担心从眼前溜过重要新闻而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