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一场“诉苦会”“要人会”开下来，效果不甚理想。这时蔡小林总监沉默半晌，表现出了江南人特有的精明，说，这不行，得想想办法。之后绩效小组对方案进一步细化、充实，使它更具说服力和挑战性，开会的方式也做了调整。再开会，部门一把手们惊奇地发现，往常喧哗的会场竟然没了以往的热闹，多了几分严肃：央广大楼四层圆桌会议室里，台领导、频率领导围坐在一起，中间只留出一个座位，等待主任们轮流“过堂”。众口纷纭变成了舌战群儒，没有了攀比，没有了人云亦云，一切都变得冷静和理性。

　　“你们部门需要多少个岗位？”“每个岗位都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每个岗位工作时间是多少？”“具体完成节目时长？”“一个岗位直接劳动成果的数量是多少？”台领导、频率领导的问题像连珠炮弹，一个接着一个。提问针针见血，让人无处躲藏。记得早间部主任樊永信刚下了夜班，面对如此多的领导和问题一下没了瞌睡，连连接招。大家分析早间部人力资源分配尚存有一定余量，《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上一天班只播一个30分钟的《报摘》节目，工作量显然没有办法和其他满负荷岗位比。另外，《报摘》和《新闻纵横》部分岗位可以打通合并使用，有挖潜空间。频率决心从早间部抽调出多名业务骨干充实采访部、特报部和编辑部，作为补偿，新来的大学毕业生多数补充给早间部。改革大局面前，樊主任选择了妥协和牺牲。从此，《报摘》播音员除了完成《报摘》外，还增加了播《此时此刻》以及做节目导播的工作。

　　记得在那次会上，午间部主任彭忠蛟（现社教中心农村频率节目部主任）本来想多要人，他那里那时病假产假减员比较厉害，安全播出压力很大。可是经过大家一个岗位一个岗位的“算账”，人数没增加反而减了。他心有不甘又说不出更多理由，只好接受了。听说他回到部门就受到了大家“讨伐”，说他“丧权辱国”，接受了“不平等条约”。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当彭主任走出会议室时，领导们都感慨老彭是一个老实人，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考虑到他面临的暂时困难，同意临时给他增加两岗。在谈判中，真正称得上“以一当十”的是两位女将，采访部主任郭亮和晚间部主任郎峰蔚（现任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新闻应急局舆情处处长）。两人不但没有被气场强大的领导震慑，反而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大有“舌战群儒”之势。她俩不但专门准备了PPT，还有个案剖析，动情讲述，数据支撑，堪称深谙谈判艺术的高手。有几次说得风格硬朗的赵子忠副台长开怀大笑，连说方法可以灵活，但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当然领导们有备而来，此刻心中有数。会前根据“以任务定岗位”“以任务完成率定绩效”的原则，绩效小组将中国之声全天所有节目的播出量、用稿量、编辑量一一分解到部门，分解到每一个岗位，人力成本脉络清晰浮现出来。尽管如此，包括两位女将在内的各部门主任的意见还是为我们后来进一步完善细化方案提供了启发和帮助。

　　如今，节目部门不必为节目“无米下锅”独自犯愁，不必一边忙着编稿一边还要跑到台大门外的超市去给自己节目连线报道；采访部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有专人值班负责给节目部门提供“炮弹”，源源不断，而越来越多的采访记者学会了用节目视角来谋划产品，新闻的客户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强。全频率供稿的质量和效率有了不小提高。随着四个系列管理手册的顺利印发，中国之声开始步入以制度管人、靠规矩办事的精细化管理新阶段。绩效改革的关键性、引导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出来。有了这一切，大家可能和我一样，深深感到，当初的碰撞争论是有益的，牺牲妥协更是值得的。

　　（中国之声副总监 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