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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广播年华】梁永春:我是一个兵

2016-08-03 08:16:00来源:央广网

  

    本期作者:梁永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副主任

  音乐编辑:李聪(音乐之声)

  1993年11月底,我作为一名实习生,从母校北京广播学院第一次迈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大门。那一天,冬日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办公桌前。桌子上,一边是高高摞起的开盘录音带,一边是厚厚一叠听众来信。这场景,让我感到既新鲜又温暖——自己多年收听的《阅读与欣赏》《午间半小时》,还有军事栏目《杨参谋谈军事》——那些庄重、优美、睿智的声音原来就是这样通过电波飘进千家万户,与无数像我一样的广播听迷相连的。

  在那之前,广播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成为了广播事业的一部分。二十多年一晃而过,我基本上只做了一件事——当记者——当广播记者,当军事广播记者。在这个行当里,我始终只是普通的一个兵。

  |幸运

  在中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采访

    说实话,要当好军事广播记者并不容易。要耐得住沉闷寂寞,也要经得起风浪考验,关键时还要站得出来、豁得出去,拿得出几手过硬的本事。

  好在我是个很幸运的人。当我迈进这扇大门的时候,有缘和一群关心我、帮助我的前辈站在一起。

  刘德俭老师对我说过:“年轻人,啥也别说,你就是要干,要比别人多干!”

  张雨生老师对我说:“广播里学问大得很,你得多琢磨琢磨!”头一次下部队,采访对象坐在面前,我却连几个像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采访回来,熊铮彦主任亲自给我改稿,工整的小楷写满了一页又一页;王兴功主任亲自给我听评节目,我做一期,他听评一期,从来不厌其烦。

  我就是老师们这样手把手教着成长起来的,是在他们的声声督促和鼓励中成长起来的。如今,他们都已离开了军事广播岗位,有的甚至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正是他们当年的扶持,让我完成了一个军事记者的成人礼。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作为国家电台的军事记者,能够在这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之间磨练成长。

  2010年8月在吉林松花江抗洪前线采访

  1996年台海危机,美军两个航母战斗群逼近台湾海峡,我军组织大规模军演,我受命转战福建、广东,跟踪报道;

  1997年香港回归,7月1日清晨6点,我随驻港部队第一梯队冒着瓢泼大雨准时越过皇岗口岸,进驻赤柱军营;

  1998年抗洪战役,36万部队死守千里长堤,我连续两个月担负新闻值班……

  我就是在这些至今回想仍然惊心动魄的宏大战役中,完成了一个军事记者的职业起步。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还有什么比得到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更幸运、更受益的呢?

  |记忆

  辽宁舰交接入列时采访舰长张峥、政委梅文

  从我在电台播出第一篇新闻稿开始,远在新疆的母亲就每天早早起来打开收录机,边听边给我的节目录音。我播一篇,她录一篇,20多年来一篇都不落。这些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磁带里,记录着我采访和经历过的无数人和事。

    有些是难忘的历史瞬间。

  2003年6月20日,北京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批SARS患者康复出院。院长张雁灵带着医护人员和他们哭在一起、笑在一起、抱在一起,我作为蹲点小汤山的记者,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2008年5月14日,与记者扎西顿珠在映秀采访

  2008年512汶川地震,13万大军奔赴灾区紧急救援。我和同事跟随铁军师官兵徒步翻山越岭挺进震中映秀,脚底打满水泡仍然坚持连线报道不掉队;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日大阅兵隆重举行。我和同事担任现场直播任务,眼前是我军威武的钢铁阵容,身后是领导和战友坚实的臂膀,那一刻,满腔豪情与激情在心底迸发涌流。

  有些是新闻背后的故事。

  2001年我采访中美撞机事件。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伟烈士的妻子阮国琴被有关部门严密“保护”在海军总医院,禁止一切外人接触。我和我的同事化妆成医护人员,靠着“内线”帮助,在夜色掩护下进入阮国琴所住病房,成功完成采访。

  2002年我报道神舟4号飞船发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突遭寒流袭击,气温骤降至零下29度。长征2号F火箭的低温安全极限是零下20度,如果再冷下去,火箭发动机的橡胶部件就会失效,一点火就可能是毁灭性灾难。急中生智的战士们用200条军用棉被把火箭从头到脚裹起来,再用20多台暖风机给火箭昼夜吹热风,箭体温度终于开始回升。12月30日凌晨,长征火箭一飞冲天,神舟4号险过剃头般发射成功。我和另几位军事记者守在距塔架1500米外的观测区,既忘了危险,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轻度冻伤。

  2009年出访时在韩国导弹驱逐舰上采访

  2009年,我随海军郑和舰出访韩国日本。归国途中在黄海遭遇11级风暴,一台主机停转、船舱进水,官兵顽强地把军舰从翻沉边缘拉了回来。我和战友共同经历了又一次生死考验。

  更多记忆是普通官兵的鲜活面孔,沉淀在我脑海中无法抹去。我忘不了唐古拉兵站的志愿兵韩生峰。这个身高1米60、体重不到100斤的老兵说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1996年我认识他时,他已在这个海拔4860米的永冻层兵站烧了整整10年锅炉,10年没有下山回家和亲人过春节。

  我忘不了绵阳520医院的军医李春梅。512地震发生的时候,她正在做一台剖腹产手术。手术室里杂物横飞,她就用身体横在产妇身上为她护住刀口;地震间隙危楼摇摇欲坠、所有人都在争相逃生,她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抖掉身上的灰尘,一针一线为产妇进行术后缝合。“我还为她缝了个美容切口哩。”李春梅的小得意中透着一丝孩子气。

  我忘不了那些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

  青藏线上的老汽车兵王本寿跑了15年高原,他3岁儿子是从客厅柜子里的全家福上记住爸爸长相的。别人逗孩子:“爸爸在哪里呀?”小家伙想想说:“爸爸在柜子里!”

  海军南沙巡防区原副政委刘尚慧,常年驻守南沙礁盘,想听5岁女儿的声音就只能打电话。别人问小姑娘:“爸爸在哪里呀?”小姑娘笑嘻嘻地指指耳朵:“爸爸在耳朵里!”

  这些普通而鲜活的面孔贯穿着我的职业记忆,深刻和生动的程度毫不逊色于那些历史性的大场面。我知道,无论是韩生峰、李春梅,还是王本寿、刘尚慧,他们的名字注定无法载入军史,他们只是军旗下的普通一员。然而正是他们构成了我们这支军队的风骨和根基。作为记者,只有真正和这些普通官兵站在一起,才能从他们的平凡与朴实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辉,在我们的作品里汇聚起震撼心灵的力量。

  |转型

  2010年10月,与郭静在北京航天城现场直播

  随着国家电台深化节目改革,我也从记者兼任军事观察员,增加的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这是我个人的业务转型,更是广播军事宣传事业转型发展的一个新起点。我们既要做主流价值观的传播者,更要为国家、为社会做桅杆上的瞭望者,需要转变的不仅是工作方式,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善于融会贯通,才能豁然开朗。

  几年来,每当想到自己在代表国家电台传达观点,就不由得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每次评论通常只有三五分钟,但总要像当新兵的时候那样认真准备,尽可能一针见血、不留缺憾。2010年以来,军事评论栏目《晚高峰观军情》开始播出,国家电台军事观察员从以前的几个人扩展成为一个群体。我们的声音正在从无线电波向互联网、移动空间不断延伸。今天的军事广播样态已经和我刚走进这扇大门时完全不一样了。即便如此,面对日新月异的媒体生态,我仍然经常会产生跟不上趟的惶恐和危机感。媒体是社会的神经末梢,无论个人还是事业,转型都应该永无止境。

  另一层转型是身份与心态的变化。随着年龄增长,“小字辈”身份离自己渐渐远去;我这个当年军事记者行列里的新兵,如今正在习惯于和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的同事一起工作,心态上有没有变化呢?扪心自问,当然有过。

    看到当年的同学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也失落过。但是再想想,当初自己迈进军事广播这扇大门的时候,难道是为了挣大钱吗?当然不是。因为热爱,才会坚守,才能卓越。

  和抗震救灾官兵一起攀越绝壁的时候,我也害怕过。头顶是震颤的巨石,脚下是湍急的江水,在我失足差点掉下去的时候,是身边战士一把拉住了我。虽然死亡的危险随时会降临,但部队前进的脚步一刻不停。这种气势感染了我:只要坚守信念,就会无所畏惧。

  工作周而复始的时候,我也懈怠过。然而事业上新的挑战和危机又会警醒我:要做好军事广播记者,是没有资本偷懒懈怠的。一天不努力自己知道,一周不努力听众知道。要赢得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必须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不停地突破、前进。

  2015年参加九三阅兵现场直播

  15年前我作为年轻的军事记者,采访过中央台军事节目的创办人——曾担任解放军总政宣传部宣传处长的冯征先生。冯老珍藏着1951年中央台第一个军事广播专题“部队节目”开播时,几位采编人员的合影。照片中那群年轻人,风华正茂,神采飞扬,正如今天意气风发的我们。

  再过几十年我们也会渐渐老去。回首往事,我们在这里做过什么?为这份事业留下了什么?还能为它再做些什么?在事业面前,我们还保有士兵本色吗?还有那份热血情怀吗?这一声声追问,促使着我在当下的每一天里更加努力。

编辑: 徐芳
关键词: 广播;梁永春;军事记者;我是一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