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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广播年华】李峙:央广一梦二十年

2016-11-25 12:34:00 来源:央广网

  本期作者:李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主持人,主持节目《李峙的不老歌》

  

  经常做同一个梦。梦到做了超市播音员,白天播促销信息寻人启事,晚上卸货搬砖。

  这也是小时候的一个梦。

  生长在成都,一个完全不讲普通话的地方。随便甩出一个词,比如“10:44”,基本就能撂倒大半个城市。想做电台主持人,但又自知不现实。仔细观察之后,发现除了主持人还有两个行当是可以讲普通话的:一个是公交车售票员,一个是超市播音员。

  公交车售票员只能报站,最多加两句“上车后请往里走里面人少车空”。超市播音员就不一样了:白菜降价鸡蛋打折张大妈和孙子走散了王大姐在收银台等李大哥,全都是说话的机会。搞不好还可以夹带几首自己喜欢的歌,播给几千人听。

  这简直是四川盆地里最好的差事。

  后来跟着大人听广播,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是什么内容记不清了,就记得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八个铿锵有力的大字震呆了。捂面跟妈妈说我想去这个地方做主持人,妈妈特认真地说她儿子一定可以。

  白日梦归白日梦,还是做超市播音员更靠谱。为了这个目标,开始成天听中央台学普通话。其实,小小年纪,哪里听得懂那些国家大事,就是简单粗暴地学说话。经常趁月黑风高四下无人时,把书卷成话筒状,提着嗓门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呼二十遍都觉得不过瘾。

  上中学,广播站招新,这简直就是通向超市播音员之梦的康庄大道!报名,考试,进了。每周一天,抱着一堆磁带去广播站。为了省电池,磁带都是用笔转到差不多的地方,然后再用随身听掐好点。广播站位于政教处办公室用木板隔出的一个小角落里,经常正深情吟诵着,背景里就出现了“你怎么又翻墙出去买麻辣烫”之类的声音。

  电台里的节目都有片花,我也想整一个。一支铁丝张牙舞爪还经常漏电的话筒,两台主业是播英语听力的收录机。话筒对着这台录一段音乐,然后迅速插两句话,再对着那台录一段音乐。与此同时,再给第一台换磁带。循环几个回合,虽然忙得披头散发,但片花总算是成了。

  片花第一次播出,装神弄鬼地让小伙伴们去阳台“透透气”。可能因为喇叭音质实在太差,也可能是变声期的声音有点拧巴。他们中的大多数完全无动于衷,继续讨论着今天放学去吃哪家的冒菜。最走心的一个评价就是:这个女生的声音还可以。

  高中,知道了播音主持这个专业,战战兢兢地向大人们表达了想学这个的愿望。但在大人们眼中,一个男孩子,花四年时间,就学说话,完全是花拳绣腿不务正业呵呵哒。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三姑或者六婆,说,“你咋不去学织毛衣喃?”

  我没好意思去学织毛衣,也没够胆量去学播音。高考,第一志愿填了大人们一致五星好评的法学专业。结果,哦豁~没学成我想学的播音,也没学成大人们想让我学的法学。四年时间,还是用来学说话了,学说外国话。

  进大学,还是贼心不死。广播站招新,报名,考试。然后,第一轮就被刷了。学校不是传媒方面的院校,专业是英语,现在又连广播站都没进,有点慌了:难道做广播这事儿真是此生无缘只能来世再续?

  我妈一直自责,觉得如果当时她再坚定一点,不管三姑六婆七大姑八大姨的声音,就让我学播音主持,也许现在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其实根本不怪她,是我自己太闷骚,把喜欢藏得太深。又太听话,大人们说往东我绝对不会往东南。可能也是经过长时间的挠墙思考,我妈给我一个建议:给广播站主管老师写一封信,告诉他自己有多爱广播,并且也具备一定做广播的能力,只是考试中由于种种原因失误了。

  这一次,我没听话。血气方刚的年纪,认为这是走后门,不磊落。我妈连续几天给我打电话,说服我这不是走后门,只是努力一试。最后,试了,又哦豁了。整整一年,没有任何消息。

  大二,从市区回学校的公交车上,被挤得像照片一样,手机响。是广播站的那位老师,他邀请我加!入!广!播!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就记得马上从下一站滚下车,给爸妈打了个锣鼓喧天的电话。

  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天妈一整晚没睡着,反复跟爸确认“儿子真的进广播站了?”也是从那以后,在大部分事情上爸妈都尊重我的选择,并且努力改变我隐忍的性格:喜欢的就要表达要争取,要尽量让自己快乐。

  广播站是大学校园里快乐最多的地点。主管老师叫“头儿”,号“阳光老男人”,一位特别“不像老师”的老师。他在制定规则之后就任由我们“野蛮生长”:爱播新闻的播新闻,想做音乐的做音乐。虽然我已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里潜心修炼十余年,但身处北方,我的普通话还是完全没有优势。当我试图让自己更“字正腔圆”时,头儿第一时间赶来泼冷水:“你这声音不适合播新闻。你就放松点,好好说话,做你自己!”

  做自己果然有用。大约一年之后,据说就总有人在我的节目时间守在路灯柱底下听广播,还经常有姑娘用播寻物启事等借口跑来广播站看这个男的长什么样。现在说的话放的歌,理论上能被好几万人听到,已经远远超越了超市播音员的辐射能力。骑着车从广播站回宿舍的路上,经常一个人傻笑。

  临近毕业,最高理想是进市台或者省台。又是那个神奇的阳光老男人,居然给我说有机会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第一反应是“你逗我玩儿吧”,然后开始写简历做样带。去著名的八宝山面试时,我那身比自己大两个号的西装完全就是搞笑买家秀。在门口拍了一大堆游客照,准备拿回去跟班上同学嘚瑟:看!这就是我们成天听的CRI!

  后来,CRI不仅收留了我,还满足了我当时所有的职业幻想:双语主持人。梦想实现,专业没丢,这简直是全宇宙最好的差事。

  北京,懵懵懂懂地就来了。那时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四小时直播,还觉得可以再来点儿。那时身边有一群可爱的大哥大姐,用最温柔的方式,包容着我的所有不专业和不职业。

  四年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招聘,我愣头愣脑地跑去跟领导商量要不要试试。领导居然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还说了句完全不符合剧情的话:“那儿是你的终极梦想。但如果想回来,这儿的门随时敞开。”

  真武庙,来过两次。

  第一次我到了,但缘分未到。那些日子和自己想象了几万次的场景完全不同。经常坐末班地铁,从复兴门下车,在复兴门桥上看着这栋辉煌的大楼,像个肃穆的宫殿。所有的梦想就是:在这栋楼里,能让我说话。

  做完梦,回到台里,在地下室的小隔间找到自己的床。其实更像是几块蒙着布的木板,好几次睡到中场床垮了,爬起来拼好接着睡。睡到大约四点,上楼值开播班。那时经常一晚上就睡两三个小时,却总感觉夜特别长。一觉中间会醒很多次,生怕睡过误事。

  第二次来,是2014年的事了。

  在这之前,用癫狂般的热情对待广播。像害怕再次失去的恋人,紧紧抱住,不肯松开。经常有人说,这年头谁还听广播啊,干嘛那么拼?我不管,“行业”很大,“我”很小。

  运气好,又赶上互联网音频的开山之年,作为第一批拓荒主播入驻了国内所有音频和音乐平台。那几年,经常有大学同学出差到某个城市,打车,师傅在听我;小学老师下载了一个软件,打开,首页又是我。用听友们的话说,《李峙的不老歌》就是广播里的成都小吃。

  其实我还是想进“俏江南”,这是个执念。

  2014年5月,第一次在文艺之声直播。我说我紧张,同事们说别装,都半老司机了。我是真紧张,呼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八个铿锵有力的大字时,特想哭。这一次,我用的不是卷成圆柱状的书,而是中央台直播间的话筒。

  这一次,在这栋楼里,不仅可以说话,还可以放松地做自己。

  

  主持“民谣之父”胡德夫新书分享会

  文艺之声办公室可能是真武庙地区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但它却有着最能让人快乐的空气。“领队”是资深文青。在我长痘的年纪,经常听着她的声音睡过去。而在我长肉的年纪,居然可以面对面地跟她聊科恩新专辑或者郁冬去了哪里。同事们都是各个文艺领域的大拿,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没大没小”地快乐玩耍。每天下午六点之后,晚班的,加班的,一个比一个蛇精病。我的逗13潜质也在这里被充分开发,同事们都说以前完全想象不出节目里人模人样的音乐DJ,生活中居然是这样的疯子。

  和我一样“疯”的,还有听我节目的他们。

  我曾以为自己做的只是一档音乐节目。后来才发现,我已通过声音的方式,陪伴甚至参与了他们的人生:以前只听夜店舞曲的潮男潮女,因为上了我这艘老船,竟然爱上了许美静和胡德夫;在毕业季举棋不定的同学,在我不经意的几句话里找到了答案。再来听节目时,已是神采飞扬的老师;相隔几千里的男女,通过节目结识,从陌生人变成网友,从网友变成夫妻。

  

  听友来信

  与此同时,这帮可爱的家伙也在用“疯狂”又温暖的方式回应着这个声音:我咽炎犯了,节目里的声音有些奇怪。下节目出台,门口就有人拿着大包小包的护嗓药;我生日,他们提前很久就开始策划。让一个本子漂过全国几十个城市,上面写满和节目的故事;做落地活动,问大家是从哪儿过来的。本以为是三里屯五棵松八王坟,结果是浙江广东甚至海南。

  在文艺之声主持了两年之后,对广播,又有了新的念想:《千里共良宵》,那串声音里有我对北京最初的想象。

  2016年6月,第一次在中国之声直播。已经做了快十年的广播,还是紧张,是真紧张。我爸第一次在成都用收音机听到了我的声音,我妈,已经住在天上快九年了。

编辑:徐芳

关键词:李峙;广播年华;一梦二十年

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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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发现只有相声演员和主持人适合这样的梦想构建,显然因为出身和年龄缘故,我排除前者,义无反顾地去做一名主持人。让片段性的音乐广播内容,配合精良制作的节目形态,不仅再一次提升人耳的收听级别,也将会成为国家级音乐广播频率抢占市场的一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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