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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广播年华】梁岳:杂陈旧事话央广

2016-11-25 22:13:00来源:央广网

  本期作者:梁岳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专职副书记

  

  1979年高考,怀揣文艺梦的我填写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文艺编辑专业,梦想今后成为一个剧本作家。然而,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才发现,我被分到了新闻系新闻编采专业。从此,广播新闻成为了我的职业,目前看来,这一定是我终生的职业了。

  1983年8月,我懵懵懂懂地踏进了当时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楼。那时,这座俄式大楼几乎全部被央广使用,央视只能蜗居在大楼东侧的木板房里。高顶厚墙的办公室,冬暖夏凉,根本不用空调。院子南面,有两方各几百平米的蓄水池,是整个央广机房的冷却系统,夏天会定时喷水,美景堪比现在的广场喷泉。每天早上去锅炉房打热水时,都会听到播音员单调、高亢、亦说亦唱的练声。

  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在新闻部,负责编发一档午间节目。五分钟的新闻,每篇不能超过200字。别看是200字的短新闻,我也没有资格直接编发,头一个月只能誊写老编辑编好的稿子。用专门的稿纸,垫上复印纸,一式两份,一份给播音员用于播报,一份给编辑用于监听。

  几个月后,我被安排在早班,编发《新闻和报纸摘要》。还记得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春节,除夕夜,我上大早班,要求凌晨两点到岗,先去《人民日报》社取报样。两点半,车队师傅骑着三轮摩托车,我穿上军大衣坐在挎斗里,盖上苫布就出发了。路上只有昏暗的街灯和犀利的寒风。报社附近的路灯坏了,摩托车一头扎到煤堆上,好在没有翻车。

  那时的新闻部,有三样宝贝,铁尺、浆糊和算盘。铁尺是用车站码头打包的钢条制作的,用于把报纸上的文章按选取的段落裁成小方块。浆糊是用来把裁好的段落按顺序粘好。算盘用来计算字数。每天凌晨,上大早班的编辑要将前一晚央广《全国新闻联播》的重要报道、新华社重要稿件、各大报社的重点报道标题写成纸条摆在主任桌上,主任上班后将选中的稿件分给编辑,按规定的字数编好,最后由主任排顺序,交播音员备稿,六点进机房录音。那时的《新闻报纸摘要》要录三到四盘开盘带,分别送到节目组,由节目组送到播出部播出。遇到重大事件,需要插播,就要单独录一盘。年轻人跑步运送开盘带是常事。

  录完《报摘》后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吃着统一买回来的油条、豆浆,蘸着蓝墨水在各种报纸的报样上练毛笔字。我的书法爱好,就是从那时形成的。每天的疲惫会随着天色的渐渐明亮而逐渐减退,当太阳高高升起,就是早班编辑入睡的时候。

  记得第一次出差是去西安纺织厂采访女劳模。我先去人事处开介绍信,再去财务处领全国粮票和借款,因为自己没钱出差。住的旅馆也要自己找,一般都是四人间,天南海北的旅客萍水相逢,要是能遇上老乡,是很快乐的,没准就成为永久的朋友呢。那时候年轻,出差只能坐硬座,卧铺都没有资格,更甭说飞机了。有一次去杭州采访,凌晨三点才到,无处可去,又困又饿,就在车站广场的土坡上睡着了。不一会儿,突然觉得有东西在身上乱跑,耳朵被咬了一口,赶紧坐起来,这才发现四、五只硕鼠瞬间逃窜。

  

  出差在外,住澡堂、睡通铺是常事。即便如此,能出差仍然是让年轻人夜不能寐的幸事。不仅因为机会少、有补助、能买到土特产,更重要的是采访的稿件能在国家电台播出。当在新闻里出现“本台记者XXX报道”的时候,那种自豪感、成就感,那些邻里、发小、亲戚投来的羡慕眼神,都能让我陶醉好几天。

  时光荏苒、岁月倥偬,转眼在央广已经33年。作为国家电台一名记者,总是要在重大事件的最前沿的,“政治风波”的长安街、申奥的直播机房、国庆的天安门城楼、汶川的废墟、回归的香港、奥运的赛场、世博会的中国馆、十八大的人民大会堂、大阅兵的方阵旁……我的话筒由一尺多长的“手榴弹”变成了烟盒大小的录音笔,我的头发由漆黑浓密变成灰白稀疏,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了成熟大叔。

  现在回想起来,越是艰苦,印象越深刻;越是简陋、清贫,越容易感到幸福。我经常感慨,如果没做记者,一定没有现在的清醒、笃定;如果没被分配到央广,一定没有现在的安稳、踏实。职业选择虽被动,但却是幸运的。事业虽平淡,但却是充实的。

  30年,央广由十大建筑搬了出去,央视由木板房搬进了地标建筑“大裤衩”,家家户户离不开的收音机变成了手机,我的同事也由几百人变成了几千人。央广给了我丰富的经历、给了我亲朋好友,也给了我舒适的家和安稳的生活。

  今后,不管我去到什么地方,也不管我干什么事情,我都会心系广播、情牵央广,因为我不知道别的领域,也不懂别的职业,只有执着地、傻傻地爱着我唯一的工作和终生的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编辑: 付若愚
关键词: 我的广播年华;梁岳;杂陈旧事话央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