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罗武
彬彬有礼、做事认真、健谈幽默、自信又不失亲切，这是温天纳留给我的印象。尽管在采访前我并未见过他本人，但其实他对我来说并不算陌生。此前因为工作关系，我曾经多次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他做节目嘉宾，而只要时间允许，他必定会欣然答应，并在节目发表他的独到观点。温天纳有着香港金融从业者的干练，说话时始终保持着微笑，仿佛是在和一位老朋友交谈，无论是从业经历、经济展望还是未来规划，他都进行了内容充实、全面的回应，一如他在担任节目嘉宾时一样，条理清晰、逻辑严谨。
香港财经学者温天纳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罗武专访
记者：温先生，其实您在投资银行从业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在业内也有很多的称号，包括“重组王”、“公司医生”等等。您自己本人怎么来看这些评价？
温天纳：我是从1993年开始在投资银行工作的，当时也是从事金融、融资为主的工作，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公司和企业。当时投资银行界刚起步，我当时觉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到一些比较改革性的题材，或者是新的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重组个案。当时香港市场不是很大，很多人特别是当时的年轻人入行的时候，有很多机会跟外界接触，包括内地跟国际的一些朋友。朋友们很多时候就给一些称号，我自己听起来也有点不好意思，也不敢当。香港金融市场的发展经历过不同的阶段，从一开始新股融资到1997年亚太金融风暴，很多美好的个案变成了惨痛的教训，需要在市场上进行很多交易上的处理，所以后来很多变成债务重组或者是企业融资重组，基本上也需要我们的参与。所以这些称号也是跟香港金融市场的起起落落有联系的。
记者：有历史背景的。
温天纳：是的。这几年新股市场好的时候，我们能做更多的新股，比如说二级市场好，我们做二级市场。市场不好的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业务重组，反正我们是很弹性的，什么业务都要做。我感觉到一点，无论是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或者是香港本地的金融市场，它的发展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同一时间，市场的广度跟宽度并没有说像纽约、伦敦那么广，那么宽。投资银行或者是金融界也是需要比较弹性地来处理这个业务。朋友们可能觉得我比较有弹性吧。
记者：您前面说您处理过很多的业务，很多的个案，您从业已经超过二十五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经手的项目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温天纳：其实也没有二十五年，二十三四年的时间吧。1992年、1993年的时候，当时是内地的企业第一波来香港上市。我记得比较清楚，北京第一家国营企业来香港上市的时候，市场是非常重视的。虽然说它并不是知名度最高的，但至少它是第一家这样做的。
记者：有时代意义。
温天纳：往后来讲，我们的确也参与过很多不同的项目。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是金融风暴之后，一夜之间，整个市场从繁盛的一面变成完全崩溃式的一个下挫。当时很多企业捱不过这一关，需要重组。一些企业几年前它如何风光、如何靓丽，但当事情一反过来，就变成了过街老鼠的感觉。
记者：原来有多高，摔得有多疼的感觉。
温天纳：对，原来有多高，摔得就有多疼。有的企业家心态不能够一夜之间转过来，所有他的朋友离他而去，我们作为中间人还要做心理辅导，让他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事情是挺有挑战性的。往后这几年来讲，我觉得金融市场从2003年那个低谷之后，香港算是比较好的，大概2008年左右吧，我们也看到整个市场出现变化，比如说一些人民币产品在香港发行。当时我也处理过龙江银行在香港发债的情况，当时是市场上面最受欢迎的一家，这也看得出当时整体的市场气氛，对人民币未来的发展抱着很大的信心。
我之前也提过，香港有一些最受欢迎的新股、债券，我也处理过。但是就我自己感受最深来讲，我在金融行业做了二十多年，特别是在券商投行这个领域做了这么长时间，发现这个社会、金融市场有无情、残酷的一面，但是这个残酷跟无情是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它可以淘汰一些不合适的企业，可以让一些好的企业生存下来，让投资者更专注于这类企业的发展。
记者：您刚刚提到，可能要对一些公司进行心理上的辅导。这个过程会顺利吗？
温天纳：以我接触的大部分的企业家来讲，大国企的心理素质比较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接触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家、中小型企业家，对于要不要去上市，他心里面也拿不准。因为上市要时间、要成本，也有一定的负担。所以我跟客户谈的时候就比较坦白，把正反两面都说出来，让他自己想要不要上市。当然，我心里面是倾向他去上市，因为我是做业务的。但是我还是以朋友的身份跟他去分析应该走哪一步。你把他视为朋友，至少是商业上的朋友，他会觉得比较真诚，比较容易接受，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做到的事情。
这也涉及到所谓资源运用的问题。比如说上市公司需要好几千万，中小型企业的利润基本上也只是几千万，全部拿来上市的话，如果他看不到很明确的回报，他也不敢做。我跟我的朋友或者客户说，上市是一个起点还是终点，如果是终点的话，你们就不要去上市了，没用的，市场上成本肯定是很高。
刚才说的心理辅导也是说得比较坦白吧。金融市场是跟红顶白的，你好的时候，身边的朋友，媒体、券商、投行每天蜂拥去追捧他。但是当市场回落的时候，整个情况就会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不可以要求他几个月就马上调整过来。我们跟他们说得很坦白，当你从高位滑落的时候，市场可能还会相信你一次，最多是一次了。当给了一次机会给你，你也没办法挽回的话，你就要好好考虑企业的发展，股东的利益，还有你自己的利益。这时要跟他们分析，我也会劝他们，这或许是你离场的最佳时间了，不敢说是华丽转身，至少有一个很好的台阶，也可以争取到他们最大的利益，使利益最大化。
记者：我们再来说说您的家庭。您还有一位同样优秀的兄弟，温天洛先生，您自己评价你们兄弟俩像吗？
温天纳：其实我们两个性格并不一样。我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他可能比较有干劲。但就专业来讲，大家还是一致的，因为大家始终是两兄弟，很多事情也会交流。我觉得两兄弟的话，不光是兄弟吧，兄弟姐妹或者是朋友、同学，在同一个背景长大的话，某个程度上对工作的发展、喜好的方面，是会抱有同样的方向或者意愿的。
记者：你们在业务的意见大多数还是比较一致的？
温天纳：我跟他基本上没什么业务交流，始终是各自做自己的工作吧。但是很多时候，也会交流一下市场的情况跟专业的判断，这也是我们常做的。在这个行业，除了兄弟姐妹之外，还需要靠同事、朋友，投行始终是一个团队，互相的信任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培养感情也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部分。
记者：之前也看过您对您父亲的描述，是说您还小的时候，父亲就把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书给你们看了。你们两兄弟当时也是看那本书？
温天纳：对。这个问题我挺长时间没回答了，上次回答应该是十年前。的确是的，我觉得对工作的兴趣，也是受到家人或者是周边环境所影响的。当时香港是以金融市场为主，所以会知道一点金融市场、股票这些东西。当时我爸爸是一个公司的管理层，他们公司要去上市，我记得应该是1987年。为什么记忆很深呢？因为本来要上市，后来发生了华尔街大股灾，1987年的十月份，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但是贻害甚深，导致很多人破产。香港当时停市三天。
当时他的公司上市计划是从1987年到1988年，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他就把一些招股文件的草稿拿过来给我们学习。可能当时的中学生对于招股书是没兴趣的，但我很有兴趣，好奇为什么那个企业可以发展到上市，为什么可以缔造出这么大的一个财富效应。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投资银行有兴趣，想要进入这个行业发展。那个时候“投资银行”一般来讲叫做“商人银行”。“投资银行”是美国的说法，“商人银行”是英国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商人银行”比较合适，因为客户全部是商人。在中学的末期就有机会接触到这个行业，我觉得挺有趣，所以自己也会去买一些财经杂志来看。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学生、大学生，不管是内地的，还是香港的来找我们，都是谈这方面。在我可以回答的范围之内，我都尽量去回应，但实在是太多了，很多时候也没办法逐一回应。
记者：您自己理想的建立其实就是在那一次的契机之后形成？
温天纳：也不能算是一个契机吧。八十年代末期的时候，香港还没回归，当时香港的金融市场是英国人持有的，要进入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容易。在1992年，当时整个投资银行业可能就几十个人，大家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其实我第一天工作的时候也不知道做什么，心里面其实也是——也不敢说是害怕——是有点担忧吧。所以当时我不敢说自己百分百可以在这个行业发展，但是至少有一点，就是说我要朝着金融相关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行业里面学习，把底子打好，所以往后的读书也是朝着经济、金融这个领域发展的。
记者：刚开始可能有点不知所措，大概过了多久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已经慢慢走上轨道了？
温天纳：当时香港市场挺有趣的。在回归前，这个市场人员流动很大，所以如果你能够把握住机遇的话，真的可能只要三四年的时间就可以爬到挺高的位置。回归之后，当市场平稳之后又出现一个不一样的情况。以前我们只要三四年就可以爬到的位置，现在可能要十年甚至是十五年才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可以发展得这么快呢？因为当时香港要回归，整个市场出现一个变化，更多的内地企业来香港上市，所以出现人员不够的情况，那些人是可以很短时间被拉上去的，也是时间跟机缘巧合的情况吧。
我决定在这个行业长期发展，是工作了十年左右，也就是2002、2003年的时候。为什么我做了十年之后才有兴趣长期发展呢？因为金融、投行这个行业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可以长期发展的地方，可能做了五年就被淘汰出去，转到企业做内部的。也有很多人做了十年之后，身体顶不住，他可能就崩溃了，这样的事很多。
记者：首先要有资本去做。
温天纳：要资本的，身体的健康和发展的时间都是需要的。这个行业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我们刚才说过了，可能三四年就可以做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还是存在很多前辈因为不同的原因在原地踏步。所以很多时候，你到了这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发现团队里面其他的人年纪都比你大，从经营管理上来讲，这也是个挺大的挑战。当时我们在职业发展上比较顺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主打内地业务。当时很多不是主打内地业务的就被淘汰了，这也是香港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历程吧。
记者：您的父亲这么早就把招股书给你们看，是不是他有意想把你们往这个方向培养？
温天纳：完全没有。当时我们小学念书的时候，要念香港的社会结构，香港的产业，从小就知道香港是国际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从小你就听到说香港的金融市场如何发达，很容易对这个行业有兴趣。但是金融行业分很多块，有银行、保险、基金、投资银行等等。但是从我的个人看法来讲，我一直以来也没有说一定要进入金融行业。当时我也发展过很多不同的兴趣。例如我们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对工程感兴趣，会一窝蜂地去念理科。我对物理、化学，对天文学也是挺有兴趣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那些领域发展。我觉得我是喜欢那种有活力而且有挑战的工作的。
所以从小开始，我们就已经留意到在香港这个地方，金融市场是占了很大的一个位置。我曾经也对旅游产业发生过兴趣，但是后来没做。我爸爸的事业也是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接触这个行业更多的内容，对我们日后的发展来讲也是奠定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所以之后我们去到英国念书的时候，也是在伦敦念金融相关的学科，希望自己未来发展事业的时候能够把学习到的东西发挥出来。
记者：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来看，您刚才也说到，证券、金融人才跟时代的背景是很有关系的。那对未来新一代的证券、金融人才，您有怎样的期许？
温天纳：其实我在2000年到2005年这五年之间在内地跑得比较多。当时跟很多内地的大学，北大、清华、复旦、交大，都进行过很多交流，我感觉到当时内地的一些年轻人挺有兴趣在金融这个行业发展的。但是我刚才说，这个行业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有的人可能去互联网、科技行业发展更好。
当时我们认识了很多科技界的巨头，我们去阿里巴巴、腾讯，他们当时企业很小的。我跟那些年轻人说过，最主要是看自己的兴趣，不要说这个行业赚钱你就去，因为你未必适合。无论是互联网还是金融产业，最主要是可以学有所用。另外更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兴趣，这就要问你自己，你觉得你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多久？你看到一个金融家，他有靓丽的一面，但是这靓丽的一面只是他工作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是不靓丽的，是每天在办公室里面写文件。我觉得大家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但是无论如何，当时我觉得金融行业是政府努力去打造的一个产业。相比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我觉得在中国来讲，金融行业还是挺受尊重的。其他地区的金融业其实没有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实业、工业的地位反而是比较高的。为什么中国对这个行业特别看重呢？因为在我们国家发展的历程当中还是需要一个强健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来分担融资的功能。
所以我曾经跟他们一些年轻人朋友说要多留意政策的发展。但是当时我自己年纪也不是很大，不敢跟他们分享什么意见，只是说我把我前几年工作的经验跟他们做一个分享。
记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也参与了很多，比如一些国企的改革。那您怎么来评价内地这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
温天纳：我爸爸是广东客家人，妈妈是上海人，我是在香港出生的第一代，所以从小我们就会去内地。我第一次去深圳应该是1980年吧，我当时很小。一过了罗湖桥，深圳那一边全部是草地，完全没有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很客观的情况。
内地市场，不只是说金融市场，整体发展都是非常快的。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83年吧，当时是小学。当时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中国内地如果要发展到现在可以看到的水平，可能需要一百年，结果大概三十年就做到了。所以这种速度打破了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很多年轻人当时不是很愿意做内地业务。他们愿意做什么呢？做东南亚业务，做本地业务。做本地业务不需要出差，舒舒服服地赚一样的钱。做东南亚业务的更开心，那些同事每天就说去住哪家五星级的饭店、六星级宾馆。从我开始工作到现在，中国的经济、市场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大家的想象，这个也是世界金融市场化、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
记者：其实内地跟香港的互联互通也在慢慢地加强，前几年有沪港通。当然，大家一直在等深港通，之前是没有一个太明确的信号出来，但是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说了，包括在博鳌年会上他也说，今年会择机推出深港通。您对此有什么评价，有没有终于等来那种感觉？
温天纳：深港通，我觉得对市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实际上来讲，它能否带来很大量的一个交易额，大家也没有很大的期待，但是从信心上来讲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A股市场上，我们中国市场经历了这么动荡的一年，国际市场的投资界有一个怀疑态度。但是如果深港通在2016年完全实现的话，我觉得对资金的互联互通，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来讲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深港通接轨的不只是香港的投资者，它接轨的是全世界的投资者。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信号，它是一个政策性、象征性，或者是标志性的一个意义更大的信号。沪港通、深港通同步优化，可以使A股市场的全面国际化更开放，它不单只是开放给在香港的国际性投资者，它还开放给其他不同地区的投资者。大家看到这一步的话，会对未来的市场发展更有信心。
记者：我们能够在内地的一些媒体看到您发表的观点。那么最近来说，您自己比较关心哪一方面的话题？
温天纳：现在关心的是“十三五”规划，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汇率问题，这些是我非常有兴趣的议题。在结构性改革当中，究竟如何平衡新旧经济之间的发展，如何在保持平稳的同时争取长远发展，我觉得也很重要。投资界可能会有点担心，就是说在我们结构性改革的过程当中，是否会全面牺牲掉那些旧经济，还是会有一个延续或是有一个过渡期。如何去发展，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大家很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底线，6.5，6，7，大家挺有兴趣。
这几年大家会感觉到一点，因为结构性改革，这一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慢一些。放慢一些也不代表会崩溃。在过去的半年时间，跟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人民币走势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很多很恐怖很夸张的论点，说人民币应该要大幅贬值，他们觉得大幅贬值才会对中国经济有益。但是人民币大幅贬值不符合国情，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你看，在中国经济的问题上，中外金融市场有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判断出有很多不懂国情的人，不看好整个市场，存在一种偏见，我觉得需要时间来验证他们是错的，就像从1979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证明了很多人的眼光是错的。
记者：对于香港和内地两地之间经济合作的未来，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温天纳：我觉得香港经济要生存、发展，肯定要跟内地有密切的、全方位的互联互通。香港本土的市场太细小了。另外一方面来讲，香港的角色也有一些调整，从过往单纯的金融中心变成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肯定是跟中国经济各方面有很密切的关联，我觉得这种联系肯定需要加快。在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以外，旅游、交通等其他产业的互联互通也很重要。
记者：那针对未来这样的一个预期，您的自我规划是怎样的？
温天纳：我没有特别的自我规划。我希望我的角色是协助更多的内地企业在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协助它们发展，不单纯局限在内地，也可以到其他市场，不同的地方、地区。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可以强化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让更多的国际投资者接触到更多中国投资的好机会。希望在我工作中，继续扮演好桥梁这个角色，把两地资讯更明确地联动起来。当然，我们中国的金融中心也不单只是有香港，还有北京、上海、深圳、天津等，也有很多自贸区。香港肯定还是最国际化、最开放的平台，但是香港这个优势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已经开始慢慢地淡化，如果发展得不够快的话，其他内地城市也会追上来。我觉得这种良性的竞争可以刺激香港本地的经济发展，但是具体如何去做呢，我想除了依靠中央，我们要好好思考如何走这一条道路，这挺重要的。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像您这样的金融家平时工作非常忙。您刚才说，很多人因为身体顶不住而被淘汰了。那您现在每天工作的节奏大概是怎么样，工作和生活怎么去平衡？
温天纳：其实我本业是投资银行的工作，以企业融资为主。但是因为我从2000年开始接触到内地的一些与学术、教育相关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愿意去参与学校的活动。例如说一些大学的交流，可以探讨很多不同的学术观点。有时候网络媒体邀请，我要尽量去发表我的意见。在工作上，我每天从六点钟开始，到凌晨一点，我自己身体状况也不算特别好。为什么？工作太多了。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是，在工作过程当中，健康是最主要的。我看到很多同业都是做到四十来岁，年纪也不是太大，已经要退休了。为什么呢？不是说他跟钱作对，或者不喜欢赚钱，只是身体状况不允许他继续做了。所以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大，还有环境污染的问题，一定要养好身体，吃得健康，这是很重要的。
“复兴号”：中国标准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