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

【香港名人访谈录】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四度春风化绸缪

2017-06-22 10:29:00来源:央广网

  【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朱红娜  

  1990年,凭借着出色卓越的专业水平及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黄玉山教授成为香港科技大学创建团队的一员,从而见证了香港大学的历史。

  从香港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到香港公开大学,多校执教的经历令黄教授深谙香港教育的现状。他睿智、客观,清楚香港教育的优势依然凸显,却也对现实存在的问题感到忧虑。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说,无论何时,严谨的治学之风和学者精神都应是教书人的第一要务。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朱红娜专访

  记者:黄校长,香港公开大学是1989年创立的一所新型的国立大学,这个“新型”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它的办学理念有怎样的不同?

  黄玉山:香港公开大学是由政府创办的,前身叫做“公开进修学院”,当时我们这个模式是学习英国的公开大学。英国公开大学是四五十年代的时候创办的,很受欢迎。在1989年,香港当时只有两所大学,就是港大跟中文大学。科大是1991年才成立的,城市大学还有理工大学是1995年才变身大学的。当时绝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进不了这两所大学,很多人中学毕业后就到社会工作了,工作两三年之后再到我们这个公开大学来进修,一般要六年的时间才可以拿到一个学士学位,所以是相当紧张,而且也要花很多精力。当时是用遥距的方法,我们叫遥距教育,内地叫远程教育,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很坚实的课程,这些课程是由香港八个院校的教授们参与设计的,另外还有比较严格的考试,是一个“宽进严出”的系统。二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培养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八万多名毕业生,有一部分学生也会继续念硕士、博士。我们的学位是完全受国际承认的,也得到香港政府承认。这就是我们从1989年到2001年做的事情。从2002年之后,我们就转变了,除了继续做遥距课程以外,我们又开办了全日制的面对面的课程,到现在十几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只有几百个学生,现在已经有九千多个学生。我们还有一万多个兼读生,大概就是这个规模。

  记者:据了解,公开大学毕业的学生有很多都在香港社会担当重要的角色。学校有没有一些代表性的学科,或者说所谓的“王牌专业”?

  黄玉山:有一些。我们的王牌学科是护理专业,我们的护士学生毕业之后,在香港三十四家公立医院和私人医院工作。我们除了普通的护理专科还有精神科的护理专家,最近又开办了中医的护理课程,因为香港马上要开办一个中医医院,需要训练在中医院里面的护士。很多学生都是从西医护理专业毕业后,再念一个中医的护理硕士学位。我们的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也做得比较好。还有创意媒体,就像你们这一行,我们也有摄影专业、电影专业、电视制作专业。另外还有检测跟认证,现在有食品的检测、商品的检测、工业品的检测,我们培训一些专门负责检测的技术人员,这些是比较应用性的学科。你问我公开大学的特点,经过二十几年的演变,我们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远程教育,一条是正规的面对面教育。正规的面对面教育,我们有五个学院,基本上都是瞄准在应用性的课程。比如说我们人文社会科学院有心理学、创意媒体、广告设计、电视制作的课程。商学院中有会计、金融、经济、市场学。科技学院没有纯理科专业,没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而都是应用类的,比如说资讯科技、环境保护,还有就是护理专业、检测和认证。第四个就是教育,我们有教育跟语言学院,主要是培训教育类课程的老师,特别是培训幼儿老师,这个是我们的特点。总的来说,公大还是侧重于应用型的学科。

  记者:这些王牌专业,是从建校一开始就有的吗?

  黄玉山:不,是从2000年开始,大概十五年的历史。

  记者: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遥距式的学习。

  黄玉山:对,最早护士学是半遥距的。

  记者:可是护士这个专业,我觉得实践性还是蛮强的。通过半遥距的方式如何实现实践性呢?

  黄玉山:有的人本身就是护士了,再来我们这里念一个文凭。

  记者:相当于是一个提升。

  黄玉山:对。所以其实也是有种历史的巧合了,当时没有想到会办成,后来觉得我们应该办一些面对面正规的教育,所以就在1998、1999年开始办起来了,后来就办得很好。

  记者:现在“互联网+”的概念在内地很火,优质的网络教育也是很多教育从业者不断探索的新方向。公开大学应该说就是做网络教学起家的,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那么现在是否在网络教学方面有一些创新的手段,或者是说比较先进的方式?

  黄玉山:由于我们最早主要是通过遥距的方式教学,所以我们学校跟一般大学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叫做“教育科技中心”,拥有很多与众不同的手段。现在讲“慕课”,其实我们早就有“慕课”了,比如一个电视片怎么制作,怎样能做得更好、更现代化,我们有一个中心专门做这个事情。另外我们开展网上教育也比较早,现在所有的课程网上都有。除此之外,我们现在想走一条混合的道路,就是说有一部分课程在网上完成,有一部分课程是面对面完成,还有一部分可能是遥距完成。这是我们在不断提升和发展的。

  记者:内地现在大力提倡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还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应该说培养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对实现“中国制造2025”非常重要,但是在内地存在这样一种偏见,无论学生和家长都认为职业学校是那些无法考上大学的学生的“备胎”,是无奈之选,社会上似乎对蓝领工人的印象也不太好。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对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非常不利的。香港公开大学在应用型教学方面有着很丰富的经验,您对内地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有什么好的建议?

  黄玉山:主要是我们中国还是有一种士大夫思想,就是我们一定要学位,最好有个硕士,甚至是博士。有人觉得职业学校毕业没有这种“士”,所以不值得去。我在人大会议上也建议要发展职业教育,不光是提这个口号,也不能只是把一部分的普通大学转成职业学校,因为最后投票的是学生跟家长,影响他们选择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要在社会上加强宣传,让大家知道职业教育的伟大、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和职业教育的前景。第二个要真的做到重视,政府将来招聘的时候,对待职业学校毕业生跟本科的学士,应该一视同仁,甚至某一些专科是特别好的,还要多给一些名额。像在德国,有时候很多学生不愿意念学士,更情愿去念专科学校,因为社会上很尊重他,而且薪水不比学士低,有时候还更高。像非常有手艺的工匠,在工厂里面很受尊重。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大家就会去选择职业学校。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要用实际的行动去推动。

  记者:所以还需要一些非常细化的政策相配套。

  黄玉山:以我们的护士专业为例,我们护士专业的录取分数很高的,因为护士在香港薪水很高,毕业后拿的薪水比会计、工程师还高。那么大家当然会去选做护士了,这道理很简单。

  记者:您曾经在香港的多所高校任教,比如理工大学、中文大学、科技大学、城市大学,还有现在的公开大学。那么您认为目前香港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怎么样,有哪些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黄玉山:香港高等院校在近二十年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刚才讲过,1989年香港只有两所院校,现在有十所了。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提升,前几十年香港只有港大和中大,它们的研究活动也不多,直到1990年科大创立了,把中大、港大的睡狮也叫醒了,大家就开始去争取研究经费。从1990年到现在,基本上是二十年左右,可以说发展得很快。这也是香港的院校在世界上比较受重视、排名比较靠前的原因之一。

  你刚才问香港教育有什么优势,我想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是师资比较好,因为三十年前很多华人出去外面留学,当时中国内地还没发展起来,这些人都留在海外,现在香港待遇不错,所以把这些好的人才都吸引回来了。

  第二点是香港通信发达,跟世界的联系很紧密。香港几乎跟全世界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对我们学术的发展、研究的发展有很多促进作用。香港教育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有利于我们跟世界的合作。香港是一个中西荟萃的地方,我们的体制也比较好,我当然不是说西方体制完全好。香港的教育体制,从开始的时候就跟英国、美国比较接近。由于体制和师资比较好,加上政府的投入也足够,香港就能够吸引人才。除了很多中国的教授,很多外地人也很愿意来,使得香港教育的国际化程度非常高。这是很独特的,全世界也没有很多地方有这样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加起来,就使香港的学术在短时间内发展得比较快。当然,科技大学的成立也在客观上对香港教育发展,特别是学术的发展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当时科技大学是一张白纸,吴家玮校长很有魄力,找到一批有心有力的学术人才,短时间内将他们汇集起来,对香港教育形成了一个大的冲击,这也是很重要的。

  记者:那您觉得香港的教育是否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黄玉山:问题不少的。比如我刚才讲的好的一方面,同时也成为了它的问题。大家争取研究经费,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又产生了一个副作用,就是有研究经费了,大家都去做研究,发表文章,想要出名、升级,我个人觉得这会忽略教学。我刚回到香港的时候,没有钱做研究,所以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在很认真地教学生,老师们坐下来就会谈哪个学生怎么不乖,哪个学生顽皮捣蛋,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帮他。现在很少有人谈学生了,都在想我们怎么争取经费,这个拿多少钱,那个跟内地合作,所以我觉得教学是受影响的,也会影响我们学生的成长。另外就是现在有些社会原因影响了大学,有部分学生过分投入到政治争端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从长远看,我们在研究上也是有困难的,香港的学术研究如何能够再上一层楼就是个问题。目前我们科研做得好的只是一些小型的精品,很难做得很大,比如航天航空这些我们就做不了,这对香港进一步的发展是有限制的。所以我个人最近这五年、十年,经常鼓励我们香港的科学家跟内地合作,因为有些项目只有跟内地合作,才可以大展宏图。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吴家玮校长在1990年的时候,大概是组织了十几个主要由海外回来的人才,形成了最初的科大团队,您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这样一群人可以走到一起?

  黄玉山:我想是这样,当时香港是学者校长负责制。政府在1988年请吴家玮当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因为他已经是美国加州大学的校长了,筹备不久之后,港督就跟他说,你最合适,你来当校长,这也是他没有想到的。我后来听他讲,他说我既然担了责任,就希望在中国人的地方建一个世界级的研究型大学,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当时很多人笑他,说他是痴心妄想,也有海外的学者笑话他,说在香港搞学术是自掘坟墓。

  记者:那个时候香港学术气氛不浓是吗?

  黄玉山:不浓。

  记者:当时大家都在关心什么?

  黄玉山:整个社会都关心赚钱,现在也关心赚钱,没有什么分别。当时只有港大、科大,城大这些都还不是大学,是专科学院,就是大专,根本不做学术研究的。所以吴家玮认为,我既然有这个机会搞大学,就把它搞好,而且当时海外有一批真的有心的人,其中有一些人是很关心中国的,他来香港是为了中国才来。他们很多人是在美国已经很有成就的,已经是院长、副校长、教授这种。

  记者:当时是怎么找到的您呢?

  黄玉山:当时我已经在香港了。当然我也认识一些刚回来的,比如说张信刚教授,以前我就认识他,他也向我招手,因为他觉得他们这一批人都是空降的,刚刚回来,我已经回来十年了。

  记者:比较接地气,了解情况。

  黄玉山:比较接地气,了解情况,比较年轻,而且他们觉得我比较能干、肯干。当时学术应聘是很严格的,我也做得不错,研究也很好。所以也算是很偶然的机会加入进来。

  记者:事实上,科大成立后很快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迅速成为了国际一流的高等学府。您觉得它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有什么必然的因素?

  黄玉山:这个必然的因素,当然是人才第一了。因为这些人已经是一流的人才,所以他这个方法是很对的,先把这些大师找来,其他人也就愿意来了。当时吴家玮去招聘的时候,只有一张地图,学校还没建呢,用了二十二个月建起来的,所以主要原因是人才。第二是当时整个香港社会的支持,政府的支持很重要,没有足够的财力也不行。我们付给国外回来的教授的薪水也不差,当然不一定说很好。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管理团队,管理制度做得很好,比如说人事制度就很好。我知道现在内地有的“海归”、“海鸥”,回来两年又回去。我们很严格的,你回来第一年、第二年就要签约,不签就得走人。就是说你要承诺了留在这里干,要背水而战,而且要断根,就是我请你的时候,你美国那份工作就要断了,你不断我们不请你。一个年轻的博士生来了会签三年的合同,这三年做得好就再签三年合同,六年做好了就可以成为副教授,假如不好呢,那就不请他了,所以这个人事制度很严格,也很残酷,有不少人离开。但也有很多人愿意来,因为他觉得值得来,这样就可以慢慢地做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记者:您觉得评价一所大学应该用怎样的评价体系?

  黄玉山:我觉得不应该千校一面,应该有不同的评价方法。大学就像水果一样,有苹果、橘子、西瓜、香蕉,你不能拿香蕉去跟苹果比,没意思的,香蕉有香蕉的特点,苹果有苹果的特点。大学也是一样,我们有综合性大学,有专科性大学。每一个大学都不同,在美国也一样,有研究型大学像哈佛大学,有工科的大学像麻省理工学院,你很难说哪个好。我个人并不是很赞同现在的大学排行榜,我觉得不是太科学,虽然对家长和学生的影响很大,但这就是拿苹果去跟西瓜来比,是不对的。我觉得应该百花齐放,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校风、不同的性格,产生不同的社会功能。

  记者:说完了大学,我们再来说说老师。我知道您还兼任了香港学者协会的主席。

  黄玉山:我最近不是主席了,但是我现在还是参与工作的,我做了很多年主席了,十几年。

  记者:在中国古代,我们管教书的老师叫先生,但是我们发现,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愿意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也好先生也罢,好像在减少,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很浮躁,而这股浮躁之风似乎也刮进了校园,您觉得如何继续保持严谨的治学之风?

  黄玉山: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同意你的观点,整个社会变得很浮躁,这是不好的。学者应该要在宁静的环境,做一些深层次的学问,而且这些学问的功夫应该是严谨的。现在的确是有这种情况,不单只是在香港,我们内地也有。我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听说内地有一个名牌大学,中山大学,每年经费三千万还是四千万,现在不知道几十个亿了,北京清华每年的经费可能有一百个亿了。钱多了是好事,要买什么就可以买,设备也齐全了。但也使得老师要去跑课题,多去搞经费,多应酬,多搞社交,所以会产生一些像你所说的浮躁,因为要做这些事情,就不是那么安定了。不像以前把自己的学问做好就好了,现在是即使你学问做得好,没人知道你还是不行,你要评课题就需要人际关系,所以就要去亮相,要去让人家认识。我觉得老师或者学者还是要扎扎实实的,扎实地做学问,这才是最根本的,要不然你就变成一个学术课题的经理人了,已经不是搞学术的了。

  记者:是这样。

  黄玉山:所以我觉得这是要引以为戒的,假如我们不重视这一点,就不能真正地把我们的科学搞上去。年纪轻轻的就去跑行政跑社交了,其实应该在科研第一线,这样我们的课题才可以上去,这是我的看法。

编辑: 范斯腾
关键词: 香港;公开大学;黄玉山

香港公开大学校长黄玉山:四度春风化绸缪

1990年,凭借着出色卓越的专业水平及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黄玉山教授成为香港科技大学创建团队的一员,从而见证了香港大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