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纪念日。从1997到2017，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彰显了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这个被历史称颂的智慧，香港用它解开了百年难题。
与此同时，今年适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澳广播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合作创办的《每周听香港》节目开播十周年。为了纪念节目播出十周年，回顾节目播出以来的精彩瞬间，我们决定出版《香港名人访谈录》一书，收录采访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优秀人才、杰出人物的精彩报道，并以此向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献礼。
如今，香港与内地共命运，同出发，沿着“一国两制”的航道驶向新的航程。央广网特别摘编《香港名人访谈录》中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记者手记 朱红娜
《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在内地火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记事的孩子。即便如此，我还是记住了一个香港歌手的名字——张明敏。中山装、长围巾、金丝边眼镜，镜头里的他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三十年后，当我有了这次专访的机会，张先生的幽默、豁达给了我更深刻的印象。“变卖家产搞内地巡演庆祝申办亚运会成功”、“为了顺利回归积极开展两地青年交流活动”、“自己四匹爱马的名字都和中国有关”，这一切或许都如他在歌中所唱，“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香港歌手张明敏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记者朱红娜专访
记者：1979年，您在香港出的第一张唱片是《乡间的小路》。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
张明敏：1979年，我参加香港电台的粤语歌手比赛，以普通话的歌曲拿了冠军。那个时候，唱片公司在你得到冠军以后就给你一份合同，自然成为唱片歌手。因为我是唱普通话的歌曲，所以我第一张唱片选的很多都是台湾的歌曲。那时台湾歌曲在东南亚都非常流行，我们唱片公司也随着这个潮流选了台湾的很多校园民歌，普通话的歌曲。
记者：在那个年代，您为什么要翻唱普通话的歌曲？
张明敏：我本身参加歌唱比赛的冠军是普通话出名的，所以唱片公司顺其自然觉得第一张唱片应该选普通话的歌曲。我知道当时没有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歌手唱普通话的歌曲，所以我想唱片公司的策略就是要培养香港本土的普通话歌曲。
记者：那当时您选普通话组别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自己普通话比较好，还是有什么样的优势？
张明敏：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时候普通话也不会说的，根本一句也不会说。当时就靠模仿，比如说邓丽君，每天都听。其实还是要感谢我父母亲，尤其是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是印尼华侨，我们家庭语言就是福建话、广东话，还有我妈妈的印尼话和普通话，所以我比一般香港的年轻人和香港的家庭有优势，第一我会听很多地方的语言，第二我觉得普通话的歌曲非常好听，我觉得香港其他的年轻人即使想唱普通话歌曲也可能唱不准。
记者：从《乡间小路》到《我的中国心》，中间都经历了什么？
张明敏：其实那中间很短，从1979年到1983年只有四年。我三年之内出了五张唱片，速度比较快，那个时候香港整个社会的节奏很快。我比较幸运的是，从《乡间的小路》到所谓的爱国歌曲，那段时间香港是非常爱国的，整个社会就是希望中国好。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中国比较穷，作为华人、华侨一定要支援中国。我妈妈是印尼华侨，为什么她会出现在香港呢，就是因为她很爱国。印尼排华，中国人在印尼没有地位，她生存不下去了，很希望送下一代回国。其实外面的华侨都希望我们中国好，你看我们中国今天好，全球华人非常骄傲。
记者：讲讲《我的中国心》是怎么样的诞生背景，为什么突然之间就会有这样一首歌曲？
张明敏：1982年的时候，唱片公司觉得时机比较成熟了，无论是香港的大环境还是张明敏个人，所以就推出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
记者：当时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张明敏：1979到1981这几年，香港人对张明敏的名字越来越熟悉。我在自己的唱片里选的都是爱国歌曲，比如《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我是中国人》，还有《爸爸的草鞋》，这些都是台湾同胞所写的。他们写抗日的时候，国共两党抗日的一种情绪，希望打胜仗，结果我们都赢了。所以在1981年的时候，我在香港被称为民族歌手。我觉得，唱了这么多的民族歌曲，我们香港也应该要写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刚好是中英谈判，香港的气氛非常活跃，我们觉得应该写一首歌曲，表达香港人对祖国的判断。所以我们就邀请黄霑先生写了一首歌曲，那个时候名字并没提前定好是《我的中国心》，最后是黄霑先生取名《我的中国心》。一般歌名就是取歌词里面觉得最适合的一段作为歌名，最后就成了《我的中国心》。
记者：您还能回忆起来，当黄霑先生创作完这首歌曲送到您手里，您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感觉吗？
张明敏：作词很难的，黄霑先生答应之后半年都没有给我们，他说很难写出来。因为黄霑先生也是从内地出去的，他想表达很多东西，但是每次看到“我的中国心”这个词，觉得太幼稚、太简单。但是我们很着急，一定要出了，因为我们有档期，而且觉得这个时期出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说，无论黄霑先生肯不肯，我们都要他出东西，只要出了我们就要。我们就坚持在他家门口等，他说你要拿就去垃圾筒找吧，因为他已经写了很多，但都觉得不满意。我们那个制作人告诉我，他真的就去拿了，然后我们就把它做出来了。
记者：第一次试唱的时候，您是怎么找这首歌的情绪，怎么样带入，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的？
张明敏：这首歌我觉得它成功的关键是旋律，而且我们录的时候非常认真，配曲也比较丰富。作曲的王福龄先生写过很多爱情歌曲，但这首歌跟爱情歌曲有一点点不同。我那个时候唱了很多台湾的歌曲，这首歌曲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需要特别处理。我是华侨的子弟，所以非常接受黄霑先生的歌词，虽然他说这个歌词非常浅显、非常直接，但是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就想非常简单地把它唱出来。后来我想，这首歌曲轻重、深浅的幅度比较大，所以无论大众接不接受，我都觉得这样处理是对的。
记者：您唱了很多爱国歌曲，会不会有的时候，唱着唱着会感动？
张明敏：我是非常感恩的，因为我从爱国的歌曲里面领悟到了爱国情怀，感到自己的责任，让我有方向、有目标。这首歌对我的影响非常深，使我从民族歌手变成了爱国歌手。我非常感谢歌词，非常感谢愿意投资唱片的老板。
记者：但实际上这首歌出来之后在香港的反响并不是很大？
张明敏：《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在香港为什么没有流行，我自己的分析是这样的。当时中英谈判明确了香港1997年回归，然后1984年的时候我突然被邀请到内地演唱，1985年这首歌在内地红了。我1984年从内地回到香港之后，香港社会认为现在的张明敏跟以前的张明敏不一样了，所以对《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曲反应很冷淡，这是事实。
记者：可是您刚才不是也说，那个时代香港人非常希望国家好吗？为什么会对这首爱国歌曲甚至对您这位爱国歌手冷淡了呢？
张明敏：所以这个社会就是矛盾的。在没有明确回归之前，香港都是非常爱国，非常支持国家发展的，但是中英谈判决定了香港一定要1997年回归的时候，香港的朋友就比较担心，回归以后我们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还有马照跑，会不会还有舞照跳。从担心的角度，香港那个时候很多人要求要保证。那个时候唱中国是不是也要考虑呢，为什么张明敏你马上就进去，这也是香港的矛盾。
记者：那么可以说1984年，对您个人来说是人生一个大的转折点？
张明敏：1984年给了我一个启发，使我的歌唱生涯多了一条路，但是也使我在东南亚损失了一条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告诉我，你还是要去，因为你唱的是普通话歌曲，你唱歌就是唱给大众听的，有这么多人听，你就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妈妈的支持和鼓励。
记者：当时她的建议对于您来说非常的重要。关于中央电视台1984年邀请您来内地演唱，有很多的版本。
张明敏：是导演黄一鹤先生跟我说的。导演说中英谈判成功了，中央的领导希望在1984年的时候，邀请港台的演员回来参与。他们接到这个信号以后就开始找。导演在深圳的出租车里听到这首歌曲，觉得很合适。所以这不是刻意的，很多人说张明敏刻意写一首歌送给共产党，当时香港很多这样的说法。但这个判断对张明敏是不公平的。
记者：被贴了一些标签。当时接到这个邀请，肯定也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
张明敏：从唱片公司、家里人到老师都分析过，结果是大部分人觉得不应该去。但是最坚定不移的就是我妈妈，她说一定要去。
记者：就是说家庭给您的力量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说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您1984年以后的人生。
张明敏：我可以告诉大家，从1984到1997年这个阶段，我没有出过一张唱片，这对我的歌迷是不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多问题都出现了，我跟唱片公司也有矛盾，1984年加签了五年的合约，但五年之内我没有出一张唱片。所有这些都使我与唱片无缘，从1989年到1997年那段时间也没有机会再出唱片。
记者：还能回忆起1984年来到北京时的场景吗？您现在开“两会”时住的房间也是面对着长安街，当时应该也经过了长安街吧，今昔对比有什么不一样？
张明敏：我觉得天安门跟人民大会堂这条路没有改变，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很靓丽，以前没有这么亮，非常明显的分别。几十年过去了，去飞机场的马路改变了。
记者：当时走在长安街上的心情是怎样的？
张明敏：1984年来的时候非常兴奋，那个时候很年轻。来到这里我觉得很奇怪，有军队守着电视台，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军队会守住电视台。还有表演，那个时候表演的节目我觉得好像不是一个电视节目，因为我们在香港做的直播节目跟内地的节目不一样，灯光、声音，还有舞台的设计，都跟香港差得非常远，化妆也都不一样，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条件这么差。
记者：心里会不会有一点点后悔和失落？
张明敏：没有。我想既然要来，就要看看北京，对香港人来说北京是很陌生的。在下飞机的那一刻，我觉得这里人非常礼貌，非常客气，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好，一下飞机就有人接。我还记得部里面的领导专门请我们吃饭，我觉得不像是来表演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接触过这种礼仪。唱歌的时候没有返送，也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唱歌不是这么简单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内地的演员很厉害，他们的表演很有激情，而且没有靠辅助，全部是靠自我表演的情绪。我觉得当天晚上自己的表演是不太好的，因为条件不够。我看到所有坐在下面配合我们的演员，他们用一种很期盼又很奇怪的眼神看我们，就下去跟他们握手。说实在的，我在下面听了一个小时的表演，从没有一个演员下去的。我下去跟他们握手，他们也会伸手，很奇怪的感觉，那种感觉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记者：进行近距离接触以后，还有奇怪的感觉吗？
张明敏：已经不奇怪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我的听众，就继续表演了。我自己觉得观众很期盼我们，也开始跟内地的观众有了互动。
记者：这个演出结束后，第二天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张明敏：第二天我就坐飞机走了，八点钟的飞机，从海关到边防、空中小姐都认出我了，我想大家对昨天晚上的演出是肯定的。因为大家都注意到我，而且马上有反应，这是我离开时北京的感觉。
记者：但从那之后一直到1997年，您在香港都没有出唱片。这段时间您都做什么了呢？
张明敏：1986年的时候，我知道中国要第一次举办亚运会，非常激动，就写了一封信给总书记。我说能不能用我的歌声告诉全中国的歌迷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他说可以预祝成功。我就办了一件一生之中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而举办全国巡回演出，1986年筹备，然后到1988年开始，1989年结束，这是让我觉得最光荣的一件事。
记者：整个过程都是您自掏腰包？
张明敏：我们在香港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一位非常支持我，他也是最大的股东。我把房子、车都卖掉了，那时我刚刚结婚，我太太说没办法，你愿意做事，我就没办法。
记者：那您没有地方住了。
张明敏：也可以租。
记者：当时走了全国多少个城市？
张明敏：全国三十个城市，不止，五十几个城市，大、中、小的城市都有，举办了一百五十四场。
记者：当时各地巡演的情况火爆吗？
张明敏：我每离开一个地方，他们都告诉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演唱会。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五十多个城市走完了之后要怎么办呢？
张明敏：那个时候没想，因为香港赚钱比较容易，一天可以赚几百块钱，我们觉得钱很快就会赚回来，但没想到回去就没原来的位置了，当时并没有想这个问题，我们年轻，很有信心。所以我经常告诉年轻的一代，年轻人做事情就一点，那就是去做，只要你觉得是正确的，输了也没问题的，因为年轻，未来的日子还有很多。
记者：您本来一直从艺，怎么又会去参选全国人大代表，开始从政？
张明敏：这是很后期的事情了。在1989年的时候，整个香港发生了社会变化，我自己也有变化。在全国巡回的基础上，我觉得中国不会关门，中国不会失败，所以从1990年开始，我就组织了香港的青年，积极推进两地青年的交流，因为我觉得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想要告诉他们祖国大地有很多机会的。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不会变了，所以我们坚持信念，在这几年办了很多青年交流的活动，与团中央和各省的青年都加强了密切的沟通，想要让香港平稳回归，这是我自己的初衷，并没有想到参政这个层面。我通过全国的演出，见过美丽的祖国大地，我知道中国的发展是不会停的，所以我自己很有信心。保证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到祖国身边，这是我的目标，所以1997年我就出了一张唱片，叫《青年人中国心》，1997年7月1号在香港发行。
记者：2012年，您当选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份工作可能和以往的经历都不一样。您觉得人大代表工作，给您的人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张明敏：以前我非常支持香港有能力的青年、优秀的企业家去做人大代表，1997年7月1号以后，我自己没有专门去参政，但是我非常愿意支持有能力的年轻人、企业家去参政。通过支持他们，我又认识了很多有心参政议政的朋友，所有的朋友都团结在一起，我自己觉得好像香港这个社会，越来越需要某一些话语权，我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没做好，还没做够，所以在选新一届的人大代表时，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有这种条件、有这个义务来参选。你看转眼间，今年是第四年了，我觉得还不够，做得还不够。
记者：刚才您提到，之前您曾经做过两地青年交流工作。我们也知道，香港的青年人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他们有一些诉求，在他们身上也反映了香港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社会问题。未来要想更好理顺这样一些问题，或是加强两地合作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明敏：香港回归已经十九年了，我们对年轻人要有责任感。第一，我觉得香港年轻人的出路很窄，虽然祖国现在发展得非常好，但是香港有一些青年人真的没有条件接触内地，我觉得中央政府还有特区政府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要让香港的年轻人有清晰的目标。比如他有能力参军，只要他愿意，他就有条件去参与军队。回想邓小平先生所说的，香港回归了，如果没有驻军，那就等于没有回归，所以我觉得香港的青年，一定要明确知道要为国家效劳。第二点就是香港人对共产党的认识、认知或者是认同，我觉得特区政府应该要建立一个共产党党史纪念馆，香港的下一代应该有权利、有责任知道执政党今天的成绩、以往的历史，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记者：2014年，您出了一首新歌《我的中国梦》？
张明敏：对。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新的想法？
张明敏：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这是从整个祖国的发展来看，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个梦。所以我就邀请一个年轻的填词给我写了这首歌，歌名就是《我的中国梦》。这也是缘分，如果没有这个中国梦的话，就没有我的中国梦。
记者：每一个人的中国梦合起来，就成了整个国家的中国梦。最近还出了《一带一路》的歌曲，这是什么时候？
张明敏：因为我们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文化人，我有一定的义务，如果在歌曲里唱了这个主题，就是履行了我们文化人的职责。当然，有很多香港年轻人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的，我希望通过这个歌曲去呼吁一下。
记者：在这个歌曲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前辈，也有一些新的歌手，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组合模式呢？
张明敏：我觉得一项长期的工作，不仅是年轻人的工作，也不仅是老人家的工作，“一带一路”的成功必须要全民参与。所以这个创意不是一个个人创意。这些年轻人来自香港、深圳等各个地方，大家一起为“一带一路”做贡献。
记者：站在舞台上唱歌，站在政治舞台上从政，还有从商，您会更喜欢哪种感觉？
张明敏：我觉得我比较贪心，三个我都喜欢。
记者：其实您小时候，最初的梦想是当一位马主？
张明敏：想当一个骑师。在我自己工作以后，我想当一个马主，当了马主以后我想得一个大奖。
记者：现在您是一共有四匹马吗？
张明敏：拥有过四匹。
记者：好像它们的名字还都蛮有意思的？
张明敏：我的马全都是中国型的，“中国心”、“中国动力”、“民和国富”，还有“人和家富”，这些是我的马的名字。
记者：都是很正能量的。我听说您已经为未来的第五匹马起好了名字是吗？
张明敏：我要看“人和家富”这匹马的状态，它的竞赛生涯是什么样，我希望它一直竞赛下去。
记者：如果有一天有了第五匹马，名字叫什么？
张明敏：我会叫“中国行”。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名字？
张明敏：对目前中国所做的一切，我都非常有信心，我认为一定行，所以取名叫“中国行”。
《国家宝藏》掀起文博热 让文物“活”起来
